人们以往对萧乾的关注，更多是从京派作家后起之秀的角度，研究他在创作中体现出 来的纯正的文学趣味；或欣赏他作为《大公报》报人，撰写那些“褒善贬恶，为受蹂躏 者呼喊，向黑暗进攻”(《人生采访·前记》)的通讯特写。然而有意无意地回避或者说 忽略了他在20世纪40年代因扮演“自由主义者”的角色，曾撰写大量的演讲稿、通讯特 写和杂文乃至《大公报》的社论，反复言说现代民族国家的“乌托邦”构想这一重要的 思想内容。萧乾是如何言说现代民族国家的“乌托邦”构想的呢?它有什么具体的内涵 和特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它是想象的，因 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 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他又称，“兴起 于18世纪欧洲的想象形式——小说与报纸”，对“民族的想象共同体的诞生会是如此重 要了”，“因为这两种形式为‘重现’民族这个想象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 (注：[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睿 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6、26页)安德森论述的这些观点，或许有助于我 们进一步深入探究萧乾的文化想象，以及诉诸文化想象的方式和手段。 有意思的是，萧乾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想象既有经典的中国人式的想象内涵，也有新 颖、别出心裁的个人经验式的体会。《龙须与蓝图》，此篇为作者在伦敦华莱士藏画馆 所作的演讲。萧乾以为，若把世界比成一间教室，那么，在19世纪上半叶，中国才被推 入教室。这个孩子入学比别人的晚，年龄却是很大。老师问他能否画出一张排污系统图 ，“他磨墨，挥动那杆年头久远的毛笔，在纸上画出几缕精致的线条，宛若云雾中的龙 须”。老师生气地将图纸一把夺过去，质问道：“排污管道是实用的东西。你要研究污 水的流量，并运用到灌溉系统中去。你这是在干什么?做梦吗?”全班哄堂大笑。显然， 萧乾用“龙须”象征中国的古老文化，这是他对民族共同体的一种文化想象，而这些精 致的“龙须”遭遇象征西方工业化“蓝图”的现代性挑战，因而，只会描绘“龙须”的 中国学生被修辞为“傲慢”、“自负”，受西方学生愚弄的角色。《中国舞台的歧途》 、《中国音乐往哪里走?》，萧乾分别虚拟“挪威C.K.果尔果尔梦”和“匈牙利K.科科 果夫”撰写的两篇文章，其实这是借洋人视角写中国现象，乃“假翻译”之文。萧乾称 ，中国戏台上总有一个“短打扮”来导演，“我不懂为什么貂蝉在台上泣诉的时候，一 个雄赳赳便衣短打扮的小伙子，竟叉了腰，隐立在屏前，忽而放块布垫，好像命令她： ‘跪!’忽而又当她唱得正兴奋时，一杯茶由腋下塞过来了，再不就往武生手里塞一把 刀。于是，‘杀呀——杀呀!’最丑恶、最残暴的场面便开始了”。除了短打扮的，还 有旧剧里的“黑头”。这“黑头”“酒量大，饭量大，腰包大，而且手头大”，他们油 亮亮的脸上是一片凶狠，撇着嘴巴向整个剧场怒视，“杀呀——”或“打呀——”是他 们的专利。因此，萧乾以为，“过去三十年，中国戏剧不幸还逗留在文明戏时代，虽偶 有新作，也不过是给国际观瞻所在的大都市应时上演的。广大的中国被夺去了古典美， 却又得无可奈何地承受着这过渡时代的糟粕。这是中国观众的不幸，也是世界剧坛的大 污点。怎样把中国舞台彻底现代化了是眼前举世的一个大课题。”关于中国的音乐，萧 乾以为，中国的音乐是“有调无谐”，不像西洋音乐，乐器依其品质、性能，各自尽情 发挥，发出悦耳的“和声”；另外欧洲的音乐有固定的“乐谱”，而中国音乐无“谱” 可依。“它既以人而不以谱为标准，后人无从继承效法”，更可悲的是“因此而使堂堂 中国变成没有音乐可言的国家”。这些“假翻译”之文一发表，还真让有些专业人士信 以为真，要撰文与作者商榷。田汉当年曾代表上海戏剧界在《申报》上刊载长文，一本 正经地就中国戏剧问题作了一番答复。萧乾还撰写另一篇政治寓言式的随笔《侦探小说 在华不走运论》，以为“中国尽管有福尔摩斯，但侦探小说在中国，最近不会走运的” 。其观点后来还引来美国汉学家金介甫对此质疑，金介甫在20世纪80年代读完此文后， 曾郑重其事地给萧乾写一封长信，说明民国初年以来，侦探小说在中国其实一直很风行 。之所以造成这种有意思的“误会”现象，不仅说明萧乾具有高超娴熟的反讽技艺，而 且更能形象地反映了萧乾出类拔萃的文化想象能力。 基于对中国社会现状的焦虑，萧乾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乌托邦”理想时，特别关注“ 现代性”问题。萧乾在二战结束后回国，目睹了中国现实社会里的种种怪现象，他用书 信的方式写给英国“老约翰”，倾吐心中的块垒： 老约翰，你还是饶了我吧，让我继续我的沉默。虽然我不应拿你当外人，家丑也还是 不宜外言。自从我的船一出地中海，你我便相隔了至少三百年。我再不愿在你们面前扮 演那“现代公民”的角色了。请你改改我送你的那幅穿长衫的照片，腰间加上一道麻绳 ，手里握把血淋淋的刀，咧了盆嘴，见了活物就想吞，见了金条美汇就伸出毛茸茸的爪 子来攫取。那才是我所属的社会，这个仅存的古老文明!(《给英国老约翰》) 萧乾以愤激的态度和反讽的笔调，道出他心中的最焦虑的事情：中国虽号称有几千年 的文明古国，实际上还停留在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时代。萧乾并非不愿当“现代公民” ，而是深感自己作为中国这个家庭中的一员尚无资格担任此角色。因此，当某些西方人 士希望中国继续保持过去的传统和文明时，“你过去的画的龙须多棒啊!你干什么要做 那些你过去认为是毫无意义的事?”“我认为像你这样有教养的人去踢粗野的足球，真 太令人遗憾了。你应该继续穿长袍。你那漂亮的长指甲哪去了?还有辫子?”(《龙须与 蓝图》)萧乾对此的回答，却非常坚决而明确：“中国不能仅满足于祖先那份遗产，必 须现代化，不然，文化遗产也保不住。”(注：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 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第2版，第170—171页、第56—57页、第204页、第237 页)当然，如何完成从传统演进到现代化，这是当时中国知识界普遍焦虑的问题。正如 萧乾所说：“怎样把中国舞台彻底现代化了是眼前举世的一个大课题。”(《中国舞台 的歧途》)而所谓的“现代化”，其“乌托邦”的构想，就是要达到“现代制度”和“ 现代人”(《政党·和平·填土工作》)。在萧乾看来，中国要完成这一目标，关键就在 于学习西方先进国家实行的“民生主义的精神”，他称：“我们认为中国之现代化不在 借用西方名词，不在乘坐流线型的汽车，而在处理国事上，彻底采用现代的原则。”( 《自由主义者的信念》)那么，需要追问的是何谓“现代的原则”?这是破解萧乾关于现 代民族国家“乌托邦”构想的关键性要素。 其一，是自由。萧乾晚年曾直言不讳地说：“我好像天生就是个自由主义者。”(《释 “地图”》)用“天生”来修辞自己对“自由”的信仰和自己秉持的“自由主义”理念 ，这是不是言过其实?萧乾幼年失怙，寄人篱下，曾过着令人辛酸的孩童生活。生活的 不幸并未压倒他，相反培育出一股不服命运安排的倔强个性。1930年，一个冬去春来的 日子，有两个青年人在圆明园废墟旁，一边散步，一边激烈地争辩着“地图”与“旅行 ”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