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4)05-0066-04 提起林徽因，人们会想到她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学家。作为中国现代建筑学的先驱，她 曾参加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建筑学界做出了卓越贡献。 林徽因生前未出过文学作品集，写作只是她的副业，但她却为我们留下了诗歌、散文、 小说和剧本等诸多体裁的文学作品，以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为不可忽略的存在。 在现代文坛，林徽因通常被视为“新月派”的著名诗人。1931年陈梦家编选《新月诗 选》，她是入选的18位诗人之一。而在由学院派精英组成的京派作家中，林徽因其实是 “有实力有生气的作家”[1]和京派组织者之一。1936年，她曾受邀主持编选了《大公 报·文艺丛刊小说选》(第1集)，并曾任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编委，京派的后起 之秀萧乾甚至称她为“京派的灵魂”。 作为京派小说家的林徽因，她留给读者的作品，只有6个短篇。它们是《窘》、《九十 九度中》和总题为《模影零篇》中的4篇作品：《钟绿》、《吉公》、《文珍》和《绣 绣》。这些作品创作于30年代，先后发表在《新月》、《学文》和《大公报·文艺副刊 》等刊物上。时隔半个多世纪，在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审视距离的今天，重读林徽 因的这些小说，你会觉得，它们虽为数不多，却可谓篇篇珠玑，不失为京派小说中的珍 品。它们负载着较丰厚的人文内涵，在艺术上作出了多方探索，既显示了京派小说的一 般风貌，又体现出作者鲜明的文学个性，至今仍然以其独特的文化品格和审美价值，散 发着诱人的艺术魅力。 一 京派的主要作家和理论家沈从文，1933年10月18日曾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 发表了引发“京派”与“海派”论争的《文学者的态度》。文中，沈从文引导文学者要 以“诚实”的态度对待创作，他认为伟大作品的产生，“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家诚实 地去做”。与此相应，林徽因在《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中明确指出：“作品最主要处 是诚实。诚实的重要还在题材的新鲜，结构的完整，文字的流丽之上。即是作品需诚实 于作者客观所明了，主观所体验的生活。”从这一创作思想出发，林徽因在小说创作中 ，既着笔于她所熟悉的知识分子圈内的生活，又能突破自己生活的局限，去关注“窗子 以外”的大千世界，去描写自己“在理智上所极明了，在感情上极能体验得出的情景或 人性”[2]。她以精湛的文化观照，表现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和生存状态，展示人物的命 运图景和情感活动轨迹，进而表达着对时代及现实社会的思考。 刊于1931年9月《新月》杂志3卷9期的短篇《窘》，是林徽因小说的处女作。作品的主 人公维杉，是刚刚步入中年的单身知识分子。他在暑假“沉闷，无聊”的孤寂生活中， 感到自己是“四不像的落魄”。在朋友少朗家，他同少朗家的3个“活龙似的”孩子在 一起，彼此年龄的差异，使他明显“觉着不自在——不自然”!在和孩子们的周旋中， 维杉觉得自己“和他们中间至少有一道沟”。由于“代沟”的存在，维杉处处感到“窘 极了”。同时，小说还写到维杉在少朗的女儿芝面前“窘”的心理感受。目睹灵敏、秀 媚的芝“少女的丰神”，作品含蓄地表露了主人公朦胧的性意识的萌动，表现出人物的 意识和潜意识、“里比多”与自我、超我之间的矛盾境地。小说把主人公难以说出的“ 窘态”描绘得入木三分。而紧扣主人公暑假中在北京“窘”的心理感受，作品生动、细 腻地写出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的精神压抑和生存尴尬，把未完的思索留给了 读者。 如果说，短篇《窘》着笔于知识分子圈内的生活，还只是作者表现自己身边人物的“ 客厅题材”，那么，发表于1934年5月《学文》杂志1卷1期上的《九十九度中》，则是 林徽因“更热诚地来刻画这多面错综复杂的人生”，尝试写出“生活大胆的断面”，“ 剖示贴己生活的矛盾”[2]，具体表现广阔的时代人生的佳作。《九十九度中》以近1.5 万字的篇幅，全景式、立体地呈现了华氏99度(摄氏37度)下，北平市民阶层“通常的人 生”。如果“把人生看做一根合抱不来的木料，《九十九度中》正是一个人生的横切面 。在这样溽暑的一个北平，作者把一天的形形色色披露在我们的眼前”[3]：汗流浃背 的挑夫，奔走在被太阳晒得滚烫的马路上担送筵席；装束入时的太太，打着油纸伞坐在 洋车上去赴“阔绰的应酬”；机关人员闲坐在点心铺借聊天以“消磨时光”；洋车夫仅 为14吊钱双方扭打而被巡警弹压；大户人家设宴做寿，厨房、院内一派“华丽的景象” ；饿着肚子的小丫头，耐着性子坐在老太太屋的门槛上“等候呼唤”；喜燕堂正厅内热 闹的婚礼上，心存疑惧的新娘“一鞠躬，一鞠躬地和幸福作别”；身染霍乱的穷挑夫“ 沉入严重的症候里和死搏斗”，数小时毙命……这单纯而又复杂的人生，贫富不均、哀 乐共存的世情，带“原味”的生活和人生本真，大千世界中“所有的活动的颜色、声音 、生的滋味”[4]，都被作者摄取片断，精心而有序地组织在作品中。从中，不仅表现 出作者“人类的同情”[3]，鲜明的是非观和道德感，也显示了京派小说家积极的入世 精神和人生态度，实现着京派作家讽喻现实、关爱人生的共同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