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流着现在还看不见的眼泪喊出若干年后才能听到的声音——哑默 谈到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者，一般都认为它们一定与当时的主流话语势不两立，表现出强烈的对立情绪和反叛意识。接触到当时一些具体材料之后，就会发现这种想象是不如实的。实际情况比我们的想象更加复杂一些。其中，当然也有与政治权力和主流写作尖锐对立的，也有与主流写作完全一致的(比如那些反特破案故事)；同时，我特别注意到，还有明显超越当时的主流话语的。这种超越的写作，往往因为写作者拥有了某种新资源，而显得特别有底蕴、有确信、有力量。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最有价值的潜在写作，应该是这种具有超越性的写作。因为，只有它们，才能成为新的文化、新的精神的生长点。 一、潜在写作中的人性意识 第一个问题：健全的人性 文革时期，我们对人的理解比较单一，往往只是把人理解为政治动物，自觉地把每个人都组织到一个特定的政治目标中去，为那个政治目标服务。人的其他方面就不太被关注、不太被认可，甚至常常被残酷否定。文革之前，有一些作家在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某种人性的丰富性，可是他们及其作品无一例外地遭到来自体制的和同行的围剿。体制的力量用这种围剿告诉所有的写作者，这种写作，是不对的，是不被允许的。 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者呢，不需要面对社会的围剿，所以获得了一种私下表达的权利和勇气，可以比较真实地记录下自己的体验和思考。从现在业已公开的文字看，当时直接强调人性的权利、体现了对人性丰富性的深刻理解和尊重的，可能首推张中晓。张中晓是上海一家出版社的编辑，被打成胡风分子后回他的家乡浙江绍兴去，在群众监督之下劳动改造，在那里度过了非常贫穷的日子。但是，他在苦难的日子里还不断地读书，不断地思考和研究问题，而且留下了一些零零散散的格言式的东西。这些零碎的感想经过后人的整理，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了，名叫《无梦楼随笔》。 张中晓的思想历程跟顾准的思想历程很相近。顾准本来也是一个革命理想主义者，在后来的磨难之中逐步发觉这是一个很虚幻的梦，终于走向反省。 张中晓独自在那么一个孤寂的环境中过那样贫穷的生活，在贫穷的煎熬之中坚持写作，不但对当时的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做了很多反思，而且对中国的古代文化资源、思想资源也做了很多反思。对诸子百家谈论比较多。当时，一般人都按照毛泽东说的“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资源。张中晓肯定不是这么看，他意识到了当时的中国政治跟中国古代文化资源有着深刻的关联，尤其跟中国 古代那些政治思维具有内在的同构关系。 他对人性的理解，跟当时主流社会的要求很不一样。他说：“游戏、娱乐、宗教等等精神需要，是对人好像可以没有的东西，但是绝对不能没有的东西。它是不能没有的东 西，必须明确它是一种需要，一种客观的存在的需要，一种栽根于内心的需要。一种天 性。人性的一个方面。” 文革时期的主流话语只把人理解为政治动物，所以文革时期对政治之外的一切，都不认可，甚至是都要给予破坏、给予否定。但是张中晓很明确地说“游戏、娱乐、宗教”这些东西等等都是人的内在的精神需要，是天性、是人性的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这样，他就在这个问题上跟主流话语明显剥离开了，跟他们的认识不一样。 在当时的文学写作中，我现在阅读到的，我觉得非常可贵的还是黄翔的写作。黄翔可能是1949年以后最重要的一个潜在写作者。而且我认为：1949年以后中国最重要的诗人 肯定是黄翔，不会是别人。他可以改写1949年以后的中国诗歌史。黄翔的思考和写作远 不是政治对抗者的那种激昂、亢奋、单纯，而是很复杂。他除了《野兽》《独唱》等等 与主流话语很对立的作品，还有更多的超越于主流话语之上的作品。 1969年文革高潮，黄翔作为家庭出身不好、现实表现也不好的人，肯定跟时代的关系是最紧张的时候，但是黄翔此时写了组诗《鹅卵石的回忆》。什么内容呢，童年生活回旋曲。他的童年是在家乡湖南度过的，在他祖母那里度过的。那里有条河，他经常在河滩上玩耍，跟鹅卵石共度时光。《鹅卵石的回忆》写得非常有生活情趣，充满了对人性的温馨的体验。 1972年黄翔写了组诗《爱情的形象》。在被社会压制和否定的背景之下，他有情致写爱情诗，而且是一组很长的诗，这真是空谷足音，在当时的写作中十分难得。 1972年他还写了《诗人的家居》。他写他的家庭生活、家庭陈设、家庭生活的内容，写这些东西，也是很私人化的，是文革时期一般的读书人不可想象的写作内容、不可想象的题材和情调，也是不可想象的写作态度和方向。 1977年春天他写的一个组诗叫《我的奏鸣曲》。这个《我的奏鸣曲》的副标题——人“大自然”爱情，表现人和大自然和爱情的关系。中国的写作者对大自然的关注是比较少的。中国文化是一种人文文化，就是主要考究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考虑得比较少。这种特点也影响到中国的文学写作社会性很强、政治性很强，而跟大自然的关系，比较而言要疏淡得多。我前几年编过一本书叫《少年美文》，我想编几个方面的东西，其中一个就是人对大自然体验的散文，费了很大的力气，找到的非常少非常少，因为中国人不太关注这些东西，很少用笔表现这些东西。即使是游记，他也要扯到人事方面，比如那个杨朔的模式，文章名叫《香山红叶》本来应该是写香山写红叶的，但是从他的体验、从他的立意、从他的写作动机，他就不在香山红叶上。写荔枝蜜他也不在荔枝蜜上，他都在人事上，他一定要引伸过来，扯到人和社会和政治上。中国人是这样写作的，所以纯粹的吟咏自然的东西很少。这样说来，黄翔在1977年，在他的组诗之中，专门写人跟大自然的关系那就尤其难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