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不仅为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所发现，在他们的表达中显得越来越急切和尖锐，而且它同样被文学家强烈地感知到了。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城市和乡村的巨大反差以形象的方式被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这种反差和不平衡，不只是 城乡的空间物理距离，或者是城乡现代化水平和物质生活的天然差距，而是说，在整体 上欠发达的中国，其乡村潜隐的文化问题可能仍然是中国最本质、最具文化意义的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心城市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不断 缩小，发达国家和地区享受的物质、文化生活，在中心城市几乎已经无所不有，发达国 家的生活图景似乎指日可待。但是，中国最广大的乡村甚至还没有告别“前现代”的生 活，在极个别的地区，由于土地征用、环境恶化等因素的制约，生存境况甚至比现代化 的承诺之前还要恶劣。因此在当代中国，一直存在着两种文化时间：一种是都市快速奔 涌的现代化时间；一种是乡村相对稳定和变化缓慢的传统时间。这两种文化时间在表面 上是城乡之间的差别，但就近期小说创作表达出的文化精神来说，却是“前现代”与“ 现代”的矛盾或冲突。或者说，乡村对现代化的渴求，具有历史的合目的性，但乡村在 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危机、矛盾，也从一个方面表达了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整体危机和 矛盾。这与中国还没有完全蜕尽乡村传统的文化形态现状有关，当然更与文化传统延续 、接受和导致的文化统治有关。因此，当下小说创作所揭示、表现的问题，也就具有了 民族精神史和文化史的意义。 一、乡村身份和精神危机 在现代中国，对乡村的表达一开始就是犹疑和不确定的。比如在鲁迅那里，阿Q、华老栓、祥林嫂等农民形象，他们是愚昧、病态和麻木的，这些“前现代”的人物形象蕴涵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诉求。但是，在鲁迅的社戏、少年闰土等作品的表达中，乡村的质朴、悠远和诗意又跃然纸上，它几乎就是一首韵味无穷的古老歌谣；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乡村生活几乎就是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那里既粗俗又纯净，既寂寞静穆又趣味盎然；到赵树理那里，由于第一次塑造了中国乡村健康、生动的农民形象，乡村的神话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叙述中进一步得到放大。因此，对乡村中国的颂歌几乎就是当代中国的主题曲。特别是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叙述中，由于农村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对农民、乡村的歌颂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道德化的。因此，中国乡村文化的全部复杂性，在近一个世纪文学历史叙述中得到部分揭示的同时，却也显得扑朔迷离。而由于时代的变故，中国乡村文化的多样性越发显示出了多重的功能和可能。 乡村身份在革命话语中是一个可以夸耀的身份，这个身份由于遮蔽了鲁迅曾经批判的劣根性，而只是抽取了它质朴、勤劳以及与革命的天然、本质联系的一面。当代文学经典作品中的形象几乎都是农民或者农民出身的军人。知识分子阶层被排斥的主要依据也是因为他们和农民巨大的心理和情感距离。但是，接近现代社会之后，乡村身份遭遇了危机。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初期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试图在精神和情感急于迈进“现代”而遭到压制的话，那么，三十多年过后，1982年路遥的《人生》的发表则适时地反映了乡村进入现代的精神危机。但是，遗憾的是，由于路遥把同情完全偏移于乡村姑娘巧珍一边，对高加林走进“现代”的要求诉诸批判，并明确告知只有乡村乌托邦才能拯救高加林，使他的小说仍然流于传统而未能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但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小说和电影与读者、观众见面之后，社会舆论几乎众口一词地偏向了巧珍而斥责高加林。如果说那一时代的美学原则还含有鲜明的道德意味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在表现乡村文化的作品中，却明确地感知了乡村文化的真正危机。 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使农村过剩的劳动力大量地涌进了中心城市，他们成了城市强体力劳动的主要承担者或其他行业的“淘金者”。但是，走进城市的只是农民的身体，事实上城市并没有也不可能在精神上彻底接受他们。城市因“现代”的优越在需要他们的同时，却又以鄙视的方式拒绝着他们。因此，走进城市的乡村文化是小心翼翼甚至是胆怯的。城市的排斥和乡村的胆怯构成了一个相反的精神向度：乡村文化在遭遇城市屏蔽的同时，那些乡村文化的负载者似乎也准备了随时的逃离。 刘庆邦在近期的小说中，格外关注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冲突。《到城里去》和《神木》表达的都是农民在与“现代”关系的焦虑、困苦和绝望中的坚忍与挣扎。《到城里去》甚至成了一种战斗的姿态，城里仿佛就是农民改变命运惟一的归宿，是前现代向现代过渡的惟一途径，但是这个途径是那样漫长和遥远；《神木》还是一群“走窑汉”， 是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及新的世风，对离开土地的底层人同样有观 念和心理上的影响，作家在凄楚的故事中，令人惊心动魄地展示了人与人之间具有的时 代特征的关系的变化，同一阶层的关系、与老板的关系以及与欲望之间的关系，都被作 者不动声色地表达出来。但其间流淌的那种沉重和无奈，表达了作者对底层生活深切的 理解和同情。特别是十五岁的孩子走出“小姐”房间后的号啕哭声，尖锐地揭示了乡村 文化危机的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