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小说又称为民国旧派小说，或鸳鸯蝴蝶派小说。三个名称以市民小说最为贴切，它最能说明这一小说流派的基本性质和基本形态。从文化取向和美学取向上说，市民小说是传统小说的延续，是传统小说在20世纪的一种改良体。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文学对市民小说进行了三次批判，一次是“五四”时期，一次是30年代初，一次是40年代前期。这三次批判的内涵实质、是非得失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本文所分析的问题。 一 民初的文坛是市民小说的一统天下。新文学一登上文坛，就开展了一场对市民小说的批判运动。这场运动声势浩大，鲁迅、周作人、沈雁冰、李大钊、罗家伦、郭沫若等人都写过大量的批判文章。 “五四”新文学作家对市民小说的批判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首先他们认为中国市民小说是“非人”的文学，代表性的文章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周作人在文章上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非人的文学。”他还从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对“人”做了界定，他说：“我们要说人的文学，须得先将这个人字略加说明。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齿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1)‘ 从动物’进化的，(2)从动物‘进化’的。”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他对中国传统小说进 行了批判。他说：“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 不合格。”他不仅这么说，还将眼前的市民小说归纳为“色情狂的淫书类”、“迷信的 鬼神书类”、“神仙书类”、“妖怪书类”、“奴隶书类”、“强盗书类”、“才子佳 人书类”、“下等谐谑书类”、“黑幕类”、“以上各种思想和合结晶的旧戏”共10种 。他认为这些都是非人的文学，应该加以排斥。 从以上的批判文字可以看出，新文学与市民小说的分歧主要在文化观念上。“人的文学”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来自于西方，用周作人的话来说，是用欧洲的“人的发现”给中国文学“辟人荒”的。因此，新文学的文化观念具有的是“世界的眼光”。市民小说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延续，它表现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精 神，其中做人的道德规范是核心内容。因此，市民小说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小 说，具有的是“中国的眼光”。在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背景下和赶上世界发展潮流的社会 心态中，市民小说代表着陈旧、落后和僵化，被新文学作家所指责也就理所当然。 第二个问题是新文学作家认为市民小说是一种“记账式”小说，对此问题分析得最为透彻的是沈雁冰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注：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载《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7号。)。沈雁冰在文章中指出了市民小说的两大缺陷： 一、他们连小说重在描写都不知道，却以“记账式”的叙述法来做小说，以至连篇累牍所载无非是“动作”的“清账”，给现代感觉敏锐的人看了，只觉味同嚼蜡。 二、他们不知道客观的观察，只知主观的向壁虚造，以至名为“此实事也”的作品，亦满纸是虚伪做作的气味，而“实事”不能再现于读者的“心眼”之前。 应该说，沈雁冰对民初市民小说的分析相当到位。是描写还是“记账”看似仅是一种小说的叙述方式的选择，其核心却是小说的叙述中心的不同。描写强调的是文学性，强调的是以写人为叙述中心的创作模式。“记账”强调的记载性，它是以记事为叙述中心的创作模式。清末民初外国小说被大量地翻译到中国来，市民小说的创作明显地受到外国小说的影响。惯于用传统文体进行创作的市民小说开始发生变化，在小说结构的布局上，倒叙成为了常用文体；在叙事视角上，第一人称叙述已经普遍使用。但是市民小说家没有认识到外国小说的这些叙述方式是为了更好的写人而设置的，他们仅仅就事论事地对外国小说简单地模仿，小说的叙事模式还是传统的写事模式。以写事为中心，无论小说的结构和叙事视角发生怎样的变化，只能是“记账式”的冗长而琐碎地描述，因为要把事情说清楚，只能这么写。这样的小说反映问题自然显得肤浅而表面化。问题还在于，民初的市民小说家为了弥补“记账式”所带来的记叙的敷陈和阅读的沉闷，就更加追求情节的离奇。这些离奇的情节由于常常缺乏生活根据，显得漏洞百出，使人们怀疑他们除了才力的不逮之外，还有创作态度的粗疏和随意。(注：此时市民小说粗制滥造的情况十分严重。例如标为“惨情小说”的周瘦鹃的《留声机片》。小说写一个失恋的男青年到恨岛独居了8年。临死之前将自己对女友的爱恋之情灌在留声机片上寄给女友。女友听到这样的遗言竟然在激动和惭愧中死去了。像这样的胡编乱造弥漫于当时的市民小说创作中。) 其实，对传统小说的批判从“晚清小说界革命”就开始了。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就将中国传统小说看作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将它们斥之为“诲淫”“诲盗”。但是梁启超的批判并没有取得好的效果，他所渴望的“新小说”并不多见，倒是他所否定的那些传统小说在新时期有了进一步地发展。“五四”新文学作家不同，他们对市民小说的批判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他们批判市民小说的同时，新小说登上了文坛，并且成为了中国小说的“正宗”，这就是最大的实绩。“五四”新文学能够取得成功，其原因就在于：与梁启超空泛地批判不一样，新文学作家在批判的同时，还以外国的思想理论和文学理论作为参照系，建立了新的文学观念，那就是“人的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