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从一个概念——“文革地下诗歌”的提出谈起，探寻边缘文学如何被重新发现，这种关注边缘的文学研究对于重写诗歌史的意义。对于文革文学而言，关注边缘，相当程度上就是关注地下诗歌，而对地下诗歌的研究带动的是整个当代诗歌史的重写。 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诞生了特殊的文学。以往的研究习惯了对文革文学的“空白”叙述，造成许多曾经在文革中坚持写作、思考的作者成为“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简便的“空白论”既遮蔽了文学的真实存在，又割裂和模糊了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 近年来，随着历史的逐渐沉淀，被湮没的文革地下文学不断出土，呈现出了文革文学 的本来面目。事实上，文革文学并非是一片无字的黑暗，新诗潮也并非是在新时期拔地 而起的文学高峰。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新诗潮指称的应是出现在中国当代1960年代中 期—1980年代中期的一股新的具有变革意义的诗歌潮流，它从酝酿、萌芽到勃兴、成熟 直至衰歇的发展历程，就是从地下到公开、从潜流到激流的演进史。关注和挖掘边缘性 的文学现象必然带来的是文学史的重新书写，这就必然要重新思考文革地下诗歌与新诗 潮之间的关系。长久以来，由于对历史的空白处理，带来文学史的空白处理。这样的误 解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当代文学史似乎从“十七年文学”弹跳过了文革这一大段 空白地带而直接跨越到了新时期文学；另一方面，导致了对新诗潮的理解往往停留在时 间上开始于“朦胧诗”、结束于“第三代诗歌”，在概念上等同于“朦胧诗”。其实“ 朦胧诗”仅仅是新诗潮浮出地表的一个阶段而已，属于“可见区域”，而它长久的潜流 时期却正存在于被称作文化废墟的文革中，只不过属于“不可见区域”，即“文革地下 诗歌”。 与“文革地下诗歌”相关的是“地下文学”、“潜在写作”等概念。早在1980年代初期的《新时期文学六年》中，有学者已经意识到文革诗坛“公开”与“非公开”并存的 分裂状况。该著虽然意识到文革中存在双重诗坛现象，但它所提及的“文革地下诗歌” 仅仅限于郭小川与“四·五”天安门诗歌等，基本上没有提供更多的可作为文学史研究 的作家、作品等例证，更缺乏对新诗潮的酝酿与萌芽期的挖掘。 1988年，临近《今天》创刊10周年之际，多多在《开拓》上发表《1970—1978：被埋葬的中国诗人》，以亲历者和见证人的身份回忆了1970年代末到《今天》创刊之前北京 地下诗歌的群体兴衰史，说出一段“被埋葬的诗歌历史”。该文一经发表，即为探寻“ 文革地下诗歌”提供了重要证据，使沉埋在地下、被遗忘的历史开始逐渐进入研究的“ 可见区域”。 其后，洪子诚、刘登翰在《中国当代新诗史》中指出：“没能公开的诗歌创作，在当时并没有构成对公开的诗坛的强大冲击力；这种力量犹如地火，在当时尚处于积蓄之中。”该著从关注文革“另一诗界”引出对新诗潮源流的探寻：“新诗潮在七十年代末的出现，表面看来纯属偶然，带有突发的征象。……其实，它的出现，经历了一个时间并不短的酝酿、准备的阶段。这个孕育期的开端，可以上溯到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该著尽管没有更为详尽、系统的挖掘，也没有对具体诗人、诗作的细致论析，但对文革中的文学潜流给以关注，尤其认识到“文革地下诗歌”与新诗 潮之间的联系，富有启示意义。 1993年，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进一步打破了文革文学“空白说”，他 对“地下文学”的界定与“遵命文学”对峙，或曰“民众文学”：“特指发生在文革期 间，由民众在民间创作的，反映文革社会生活本质真实的作品。无论作者站在何种立场 ，属于哪个集团、派别其作品能真实反映出文革社会的某—侧面，创作于民间，流行于 民间，这种创作活动，都可归于‘地下文学’的范畴。”杨健给出的是一个扩大化的文 学概念和内涵，如果减去大多与主流政治诗歌一致或趋同的、以及“即兴写作式”的大 量旧体诗词、红卫兵诗歌以及其他文学体裁作品，剩下的少部分才是与新诗潮有关的、 具有独立的文学创作意义的“文革地下诗歌”。 另外还有“潜在写作”、“潜流文学”、“隐在的文学”等概念。1999年陈思和在《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一文中引入“潜在写作”这一概念，他在自己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前言”中再次阐明：“‘潜在写作’的概念是相对于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在那些公开发表的创作相当贫乏的时代里，不能否认这些潜在写作实际上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真正的文学水平。潜在写作与公开发表的创作一起构成了时代文学的整体，使当代文学史的传统观念得以改变。”该著为当代文学史写作提供了新的述史构架和研究思路，集中体现了编写者打破一元化历史叙述的努力，以及 试图以共时性文学创作为轴心构筑多层面文学的整体史观，可以说为重写文学史作出了 实绩。 有些作者则更强调这一概念的政治对抗性，如长期坚持“地下诗歌”写作的哑默在《贵州方向：中国大陆潜流文学刍议》([美]《倾向》1997年夏季刊总第9期)一文中认为：“所谓潜流文学，我认为是指一直在主流意识形态专控之外、坚持独立创写与操作的文学。”如果仅就特定时段如“文革地下诗歌”与主流诗歌的对峙性以及政治异议性来讲，哑默对“潜流文学”的界定揭示了一部分实质，但作者过分强调的政治对抗性陈述与理性的科学定义有一定距离，且这一概念未涉及作品本身，而“独立创写”、“不与主流意识形态合作”的作品与“现当代文学真正基脉”之间并不构成必然的因果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