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说明] 在周扬同志留下的遗物中，我发现了一份他亲笔写下的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一文草稿。草稿前并附有一封致“××同志并×主席”。由此断定，周扬写这篇文章是上书中央的。 这篇文章没有年月日，从行文中来推测，当是写于1976年年底或1977年年初。写这篇 文章的动机，从文中“我看到报刊上发表的某些文章和鲁迅著作的某些注释，对于这一 历史问题的评论，也曾有过一些不符合事实或说法不适当的地方”的话语来看，周扬是 为了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至于周扬所提到报刊上或鲁迅著作的某些注释，也是有迹可寻的。 在1975年，社会上又兴起了一个学习鲁迅的新的热潮。起因是毛泽东要“读点鲁迅”的指示和他对鲁迅之子周海婴要求出版鲁迅著作的批复，出版局将鲁迅著作的编辑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编辑出版鲁迅著作的过程中，有关鲁迅著作的注释中的三十年代的问题，以及一些学者所发表的一些研究和颂扬鲁迅的文章，都依然奉《纪要》为圭臬，都将周扬等“四条汉子”视为敌人，捎带着批判或谩骂一通。 1976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两卷本的《鲁迅书信集》，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最重要的一部鲁迅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开机便印了165000套(其中精装本60700套)。但没有想到的是，这部《鲁迅书信集》却因为书中的《出版说明》和《致中共中央》的题解引出了一个大麻烦。说起来，这个麻烦与周扬也有干系。 1976年9月16日，当时国家出版局的负责人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和该社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王仰晨等有关人员叫到出版局，声色俱厉地训斥出版社在《鲁迅书信集》的“出版说明”中没有提到毛主席对鲁迅的崇高评价，没有点刘少奇、周扬的名，没有说明为什么把鲁迅给好人和坏人的信都收了。并说出版社为《致中共中央》所作的题解用的是“资产阶级报纸的语言”(该题解的原文为：此件为鲁迅获悉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发的贺电，是通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发出的。时间大约在1935年11月间。电文据1947年7月27日《新华日报》(太行版)载《从红军到人民解放军——英勇斗争二十年》所引抄存)，竟至“没有提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等等，说出版社造成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并责令改写“出版说明”，将已寄赠给一些研究者或有关单位的全部追回，已发往书店的则应立即停售和收回未售出部分；工厂尚未送出的，则存厂停送。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出版社只得遵照办理，立即着手改写《出版说明》和商请印刷厂进行换页的工作。 其实，在那个年代，尽管这个《出版说明》带有一些“左”的痕迹，但还是较为客观的。如第一段写道：“鲁迅先生在他战斗的一生中，写了大量书信，记录了他的光辉思想和战斗；不少书信深刻地反映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文化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总结了丰富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经验，是我们学习鲁迅和鲁迅著作、研究鲁迅思想的极为珍贵的文献。”改写的《出版说明》则在这段话前面加上了一个帽子：“伟大领袖毛主席曾多次高度评价鲁迅，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 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毛泽东的话用黑体 字排印)算是提到了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接着，又在第一段话后面加了如下的几句： “特别是1935年致中共中央的贺电，热情地表达了鲁迅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 的无限崇敬、信赖和爱戴，表达了他得知毛主席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冲破蒋介石的重重 包围，胜利到达陕北后的兴奋心情，因此它更是中国革命史上的珍贵文献。”也总算是 纠正了“资产阶级报纸的语言”的错误。 如果说第一段只是在前后增加了一些内容的话，那么中间的部分则基本是重写，以执行出版局要点刘少奇、周扬的名并说明了为什么收入给“坏人”信的指示。改写的《出版说明》第二段的第一句话就说：“在鲁迅书信的出版工作中，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在谈到1958年版《鲁迅全集》为什么只收入少量鲁迅书信时，新《出版说明》写道：“但由于周扬等‘四条汉子’为推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掩盖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并为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翻案，竟对这些书信肆意砍削，以致1958 年版《鲁迅全集》仅收入书信三百余封，使大量书信未能和广大读者见面。”“在这些 书信的收信人中，有些是胡风等坏人。由于鲁迅全部书信的内容反映了鲁迅的思想和他 鲜明的战斗精神，因此我们未作取舍，都予辑入。”文后注明的写作日期也由1976年5 月改成了1976年8月，与印刷日期同时。 改写后的《出版说明》排印后，即由印刷厂将书中原有的一一撕下而粘贴以新印的。 换页后的《鲁迅书信集》一上市，很快就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半年以后，出版社又 印行了第二版。那时，“四人帮”虽然已被粉碎，但“左”的一套依然盛行，而且，刘 少奇、周扬、胡风等尚未平反，因而改写过的《出版说明》也就没有再变动。(参见刘 运峰：《<鲁迅书信集>的三个版本》，《天津日报》2002.1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