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一 20～30年代阶段，革命小说的艺术价值遭到否定 在《太阳月刊》刚出世的时候，茅盾就撰文表示不满，认为其中作者没有“先把自己的实感来细细咀嚼，从那里边榨出些精英，灵魂，然后转化为文艺作品。”[1]1928年7月，他在东京又批评革命小说“走入了‘标语口号文学’的绝路”。[2]1932年，他为《地泉》重版作序，再次指出《地泉》代表革命小说的一般倾向，即“‘脸谱主义’地去描写人物”和“‘方程式’地去布置故事”。[3]茅盾坚持不懈地同革命小说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作斗争，虽确实揭示出革命小说中存在的缺陷，但他指责革命小说缺少“影响读者的艺术手腕”[3]却有欠公允。众所周知，蒋光慈的小说曾风靡一时，不断被重版、盗版，洪灵菲的《流亡》出版后也打开了销路。另外，茅盾的批评也显得 过于责备求全，蒋光慈、钱杏邨等都认为“没有一个阶级的文学，不是经过‘ 幼稚’的一个阶段的”。[4] 左联时期，革命文学界也开始对革命小说进行批判。1932年，瞿秋白等左翼人士借《地泉》重版之机，对革命小说的“浪漫谛克”风格进行清算，明确指出“普洛的先进的艺术家不走浪漫谛克的路线”。[5]这明显受到苏联“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法”的影响。左联批评家教条主义地接受国际左翼文学理论，不仅否定革命小说的价值，而且对革命小说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总之，在革命小说刚兴起的20年代，茅盾、鲁迅等就认为它缺乏感人的艺术力量，手段幼稚，而瞿秋白等左联理论家也自我批判。这些批评虽然含有“门户之见”及外来文学的影响，却对革命小说的发展和研究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它们被过早、轻率地贴上“浪漫谛克”的艺术标签。 二 50年代阶段，基本继承20～30年代的认识观念，但研究视角发生鲜明变 化 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预示着50年代革命小说研究的特征。他认为“浪漫谛克”倾向和“革命与恋爱”公式，“虽然在当时曾引起一些青年的爱好，但经得起时代磨练的作品就很少。”[6](第243页)但他又指出革命小说“反映了历史性的斗争，是有意义的。”[6](第240页)这句简短的话，隐含着革命小说研究另一价值标准的萌芽，即以反映党的革命历史作为革命小说艺术价值的批评标准。在50年代中后期，这一价值标准被有些研究者推到显著的位置，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提出要站在革命的阶级立场上认识新文学，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都把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史作为新文学的首要批评标准。 这种新标准，构成对20～30年代审美批评的相对否定，形成50年代研究的特征，既树 立政治标准的批评视角但也相对坚守审美标准，并造成革命小说价值评判的矛盾冲突。 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把这种情况鲜明表现出来。他一方面从政治立场出发， 认为20～30年代对蒋光慈的批评“有好多地方是不公允的”，[7]另方面他又认为蒋光 慈的小说艺术上粗糙。这种矛盾是审美和政治双重标准导致的。 50年代末，随着思想文化领域批判斗争的日趋激进，王瑶、张毕来、李何林等新文学史家确立的政治批评标准，被一些研究者推向极端并成为批评的“唯一”标准。北京大学1956级鲁迅文学社撰写的论文《蒋光慈的小说》(注：《文学评论》1960年2期)就明 确指出，蒋光慈跟唯美派资产阶级作家根本不同，他自觉把文学作为革命斗争的工具， 他的全部创作都体现着服务政治的态度；反动文人、资产阶级学者自20年代以来一直贬 低蒋光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是无产阶级的早期作家，而资产阶级 修正主义者攻击他就证明他的正确。在这种政治唯一的批评视角下，该文反驳了蒋光慈 小说“人物形象不丰满”、“概念化的倾向严重”等论调，认为它不符合事实、是一种 恶意的夸大，蒋光慈的一些作品艺术上虽有些粗糙但却是作者为政治服务的激情产物， 因此“必须充分肯定”蒋光慈小说的价值。这样，50年代末就逐渐把政治价值作为革命 小说批评的唯一标准。 三 80年代阶段，社会历史批评与审美批评相统一的范式取代了政治批评， 革命小说研究逐渐走向客观、深入和开阔 80年代，由于受文学流派、思潮研究热潮的影响，人们开始从流派角度审视革命小说，将其放在现代文学史的背景上研究，并摈弃50年代左倾理论、确立社会历史与审美批评相结合的范式，革命小说及其流派的思想、艺术成就得到“更为科学的说明，重新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8]这时期的突出特点是，研究者把它放在无产阶级文学初创期和大革命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价值阐释，既不“过低估计它的历史功绩”也“不致讳言它的严重失误和明显的缺点”，[9]取得不少较为客观、公正的成果。 赵园的《大革命后小说关于知识青年“个人与革命”关系的思考及新人形象的诞生》，(注：《中国现代文学丛刊》1984年2期)对大革命后小说“恋爱与革命”的流行主题重新进行反思，认为它不是所谓的“虚伪”题材，而是时代生活与知识分子生活方式变更中的产物，“应当实事求是地被看作知识者、小说家寻求个人与革命之间的联系的一个认识阶段上必然发生的现象，联系于现代知识分子的奋斗史来评价和认识”。该文还从现代文学题材演变的角度，论述这种小说冲突出现的文学史原因，认为它象征着历史意识与知识分子自身的进步，也是新文学艺术手段与表现技巧“积习”的流露，但作者借此却“生动地写出了一个徘徊于知识分子贯常的生活轨道和革命斗争对于参加者的严苛要求之间，沉醉于浪漫谛克的爱情生活，同时又受到对于事业的责任感、义务感的鞭策的游移彷徨中的革命者的形象”。在肯定“恋爱与革命”出现与流行的社会与文学的必然性、现实性的同时，赵园还深入剖析它的流弊及其根源，认为它所表现的革命转向“与具体的日常的生活过程割裂了，与人的复杂的心理过程脱节了”，指出30年代批评所蕴涵的错误在于“以为革命者必须尽善尽美的见解”。赵遐秋、曾庆瑞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也以“浪漫谛克”为研究对象，明确表示30年代左联的批评“很不公道”， 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历史主义造成的”，其中也含有“‘革命文学’的论争之后尚未褪 尽的门户之见和偏激情绪”。他们既肯定“浪漫谛克”思想上和文学史的意义，又分析 它“为什么会招致人们相当普遍的非议”的原因，认为这类小说“确有它幼稚、粗糙的 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