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4)04-0130-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的不断变化，导致中国文学的格局发生了渐变 ，那就是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学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一方面，高雅文学逐渐呈现出俗化 的倾向；另一方面，通俗文学却有一股“雅化”的趋势，使得多年来雅俗文学相互对峙 、相互抗衡的关系正逐步改变为融合、互补的关系。大量高知阶层读者的介入，使通俗 文学逐渐脱离了“通俗”的概念和躯壳。目前通俗文学正一步一步跻身于主流文化，进 而准备堂而皇之地登上文学殿堂，名正言顺地与高雅文学并驾齐驱，而读者也以宽容的 态度同时接受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学。 一 通俗文学的“升格”与“雅化”，突出表现为许多通俗文学作家正在用高雅文学的话 语以及叙述方式讲述通俗文学的“故事”，并由通俗文学惯用的单纯“讲故事”方式改 为让形象丰满的人物“表演故事”，许多作家一改通俗文学以情节取胜的创作套路，变 为以塑造人物性格、挖掘人物心灵、描写人物心路历程为主要创作手段，使得作品的文 学艺术含量大大增强，也使通俗文学达到一个较高的美学层次。 形成这种新的文学格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先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建国后我国通俗小 说发展的大致状况。由于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特殊国情所造就的特殊的文艺政策，政府 查禁了带有所谓“封建色彩”的旧小说，如武侠小说以及鸳鸯蝴蝶派的作品等(这类作 品也曾经是“五四”新文学所批评过的)，只留下了带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为 “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为工农兵服务”的题材一花独放。60年代到70年 代中期“为政治服务”的风气达到极致，以至于文苑几近凋零。70年代末，由于政局的 变动和随之而来的相应的政策的调整，文学环境变得相对宽松，许多古典通俗文学作品 和外国的通俗经典，如《三言两拍》《基督山伯爵》之类作品相继得以出版，这些作品 以其情节的紧凑、离奇而获得众多读者的青睐，通俗文学的影响初见端倪。 80年代起，随着经济政策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及政治的淡出，使人们在衣 食饱暖的前提下，对社会政治与上层建筑的忧虑开始降低。生活不再无所适从，人们不 再急于在文学作品中寻找解决人生问题的答案。这样，文学开始由载道教化的工具逐步 回归自身，由强调其社会思想价值逐渐转向审美价值，由主要为意识形态服务转向着重 审美愉悦、文化消遣、自我表现、自我认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作家也在日渐宽松的 政治经济氛围中卸下神圣但也十分沉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担子，由听命于政治、追求 社会效益转入比较轻松自由的创作心态。文学由此开始呈现出边缘化倾向，政治色彩愈 来愈淡。正是此时，以娱乐大众为目的的通俗文学发展兴盛成为可能。 80年代大陆通俗文学热的现象，首先当推港台通俗文学的登陆。金大侠笑遨江湖，倚 天屠龙，白马啸西风；琼女士庭院深深，在水一方，几度夕阳红，引起极大反响。港台 通俗文学从70年代的金庸、琼瑶(注：金庸作品其时盛行江湖，但皆为盗版，大陆尚未 发行出版。琼瑶自1982年起，就已在《海峡》杂志上连载长篇《我是一片云》，其后， 由于同名电视剧的播出，琼瑶作品每部单行本发行量均以十万计。)，延续到90年代的 梁凤仪和席娟。港台通俗文艺飓风登陆，给当时文坛带来了令人无法漠视、无法回避的 震撼。回肠荡气的江湖侠义，缠绵悱恻的男女情爱，文笔纵横捭阖，摇曳生姿，影响了 大批青年读者的阅读习惯，培养了数千万亲历过“文革”荒漠的读者群，同时书商也个 个赚了个“盆满钵满”。这种状况，极大地刺激了大陆作家的创作心理。大众文化消费 市场的建立，使那些曾经致力于纯文学、雅文学的作家们，在图书市场对作品的选择中 已经感到了来自于读者的危机，对于已摆脱了正统观念、身心进入自由状态的作家来说 ，这一切显然为他们提供了重新赢得读者的契机，使之看到了一种接近读者的方式，这 对他们进行自觉的通俗作品的创作，起到了引导和潜移默化的作用。他们也开始关注文 学作品的消遣、娱乐功能。另外，由于这些作家高雅文学作家的身份，也使大陆本土的 通俗文学创作一开始就站在很高的起点上，并且从一开始就在审美意识、审美方式、价 值取向上与高雅文学一脉相承，无论是在题材、主题、内容，还是在手法、风格、语言 上，都留下了鲜明的高雅文学的胎记，并由此而区别于港台某些纯商业化的通俗文学。 权延赤、叶永烈等人的传记文学，以及冯骥才《三寸金莲》《神鞭》和化名为香港“雪 米莉”的两位四川男作家的系列作品，张欣、刘西鸿等人的言情小说等等，即是在这种 环境下产生的，这些作品在市场上赢得了很大的成功。时至大众文化市场迅速发展的90 年代，通俗文学的畅销成为它自身存在合理性的最大确证，因而中国当代文学的由俗至 雅，也渐渐成为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 二 从审美接受的角度看，读者的需求是形成这种新的文学格局的直接动因。文学作品的 艺术价值虽然决不能单单以读者的多寡来判定，但一个时代文学发展的格局甚至风格、 流派、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却往往与读者结构以及读者状况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20世 纪80年代后期以来，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九年义务制教育结出丰硕成果(根据调 查材料得知，目前农村男性外出打工者大多达到初中文化水平，也有读到高中毕业的) ，全民族的文化素质逐渐提高。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希望通过他们能够接受的通俗 文学来补充知识、愉悦身心；而许多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读者也试图通过欣赏通俗文学 得到身心放松，以缓解或排除由于快节奏社会工作压力带来的心理负荷(注：严家炎在 谈论金庸小说时曾说：“连科学家、工程师、大学教授、政治家乃至一些领袖人物也会 入迷。像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华罗庚，像国际著名的中国文学 专家陈世骧、夏济安、程千帆，他们都喜欢阅读和谈论金庸小说。”(见严家炎：《金 庸小说论稿·金庸热：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8页 。))。为了满足这样一个极其广大的不同层次的读者群的精神文化需要，通俗文学方阵 的实力变得相当雄厚，呈现出作家多、作品多、期刊多的繁茂景象。还有不少作家从经 济利益出发，主动与高雅文学队伍离异，弃雅从俗，向通俗文学献媚，这种力量无疑壮 大了通俗文学创作阵营。全国各地的通俗文学刊物如《今古奇观》《中华传奇》《山海 经》《新聊斋》《通俗文艺大观》《大众小说》《故事会》《故事家》《中国故事》《 民间文学》……如春草萌生，千姿百态，其发行量几乎每一种都超过100万(远远大于任 何一种高雅文学的发行量)，最多的达到650万，于是一些原来高雅文学阵地为了赢得市 场，也纷纷将刊物更名为《通俗文学》《文娱世界》《热点文学》等[1](P215)，以强 劲势头占据了文化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