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学史上，《文艺报》“编者按”一向是反映文艺新动向的极其敏感的风向标 之一(注：同等重要的，还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编者按”。不过，因为它 们数量较少，且不是专门的文艺报刊，故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之内。)。1949—1976年 间当代文学史的“变化”、“调整”和“转折”，大多是以“编者按”为预兆和归宿的 。在这个意义上，“编者按”实际参与筹划了中国当代文学草创期的格局和具体操作。 它为前半期的当代文学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也留下了当年看待文学的眼光和独特方 式。“编者按”对文学创作的评价和规范，对文学史的自我想象和生成，有着十分重要 的影响。不妨说，后来几十年对当代文学“发生史”的多样描述，对重要文学现象和文 学理论的甄别和确认，在这一语境中被列入，又在另一时空中被质疑的文学经典，以及 关于当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都离不开“编者按”最初所划定的范围。在今天，《文 艺报》“编者按”事实上已成为我们重返当代文学史的重要途径之一。 1 据初步统计，在十七年间的《文艺报》(1949至1976)上，发表的“编者按”约有一百 多条。六十年代以前，《文艺报》为半月刊，后来经过改刊，才变成月刊。所以，粗略 计算，十七年《文艺报》共办了三百期左右。如果按这个数字平摊下来，“编者按”是 每三期见刊一次，这样的频率和密度不能算低。在十七年中，冯雪峰、丁玲、张光年三 人先后为《文艺报》的掌门人，后来都因各种原因离去。可以认定的是，相当一部分的 “编者按”是出自他们之手。而另外的“编者按”，很可能是各专栏编辑组组长或编辑 的手笔，因为缺乏详细资料，这些“作者”实际上已经失考。不过，由于在同一个时代 语境之中，作者是谁并不十分重要，问题在于这些文本都自觉地体现了党办文艺的意图 、策略和政策，也体现出大致接近的“历史意识”，是“编者按”这一当代文体共同的 创造者和推进者。 《文艺报》“编者按”无疑是当代编辑出版史上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先后主持过《文 艺报》的冯雪峰、丁玲和张光年，是在三十年代成名的左翼作家，有过较为丰富的办文 学杂志的经验。当然，能够主持这一影响全国文坛的大报，仅凭前面的“身份”是不够 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国家在思想、财政和发行渠道上的全面支持——它或许也反 映了这些左翼作家利用自身资源和话语优势，对其他文学现象、流派进行整合，并进而 重新安排当代文学局面的愿望。四十年代末，随着历史的重大转折，文坛出现了很大分 化，文学家队伍处在急剧的分裂、聚合和重组之中，《文艺报》邀请的作者中，虽然写 作风格不同，有的过去曾有过人事纠纷或不愉快的回忆，但在参与打造《文艺报》新的 编辑方针这一点上，思想是比较一致的。无可否认，《文艺报》的编辑历史上，曾经受 到政治的干预。如冯雪峰1954年因李希凡、蓝翎“批判学术权威”的风波被迫辞职。丁 玲因所谓“丁陈反党集团”案而倒台。就连无“历史问题”、且受到周扬很大支持的张 光年，也未能善终，“文革”爆发后，《文艺报》停刊，他于是仓皇去职。有意思的是 ，尽管主编们纷纷离职，编委会也出现过好几次较大的调整，但“编者按”却一如既往 地存在着，十七年一以贯之，不因编辑部内部人事变动而改变既定方向，最终确立了在 全国文艺杂志中的领导地位和“强势话语”。 的确，在当时，《文艺报》并不是“文学大师”或“顶级作家”的高级论坛，而是指 导全国文学艺术创作的一块意识形态阵地。《文艺报》不是代表主编个人，而是代表更 高的领导阶层发言的，反映国家某一特定时期的文艺政策、愿望和意图，是该刊追求的 主要目标。所以，“编者按”选择什么“对象”，对何种文学现象予以“评论”，体现 怎样一种文学观点和姿态，这种“决定”都不是随便作出的，而是集体商量、深思熟虑 的结果。在这里，“编者按”可以说是一个“超级作者”和文学筹划者，它的文学史观 、批评观，是不能拿传统的文学史知识、习惯来驾驭和评估的。 “编者按”在不同时期选定的“评价”对象，以及这些被选作者的社会身份和文学倾 向值得考察，现在从众多文章中抽出几则，对之作一简略介绍： 《文艺报》一卷三期(1949年10月)，发表了蔡仪《谈<距离说>与<移情说>》一文的“ 编者按”，该文对朱光潜的文艺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 《文艺报》二卷三期(1950年4月)，刊登陈涌《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编者按”， 陈文主要是批评“七月派”诗人阿垅的。 该报三卷十二期(1951年4月)的“编者按”，对吴作人的《谈敦煌艺术》给予了肯定， 吴文强调保护敦煌艺术和尊重其历史价值的重要性。 在《文艺报》五卷一期上(1951年10月)，“编者按”对萧也牧的“检讨文章”《我一 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发表了评论，认为：“可以看出，萧也牧同志这样的检讨，是经 过了一番思想斗争的，这样的检讨对萧也牧同志自己来说，是改正错误的开始，对读者 来说，也是有益的。” 《文艺报》1954年第十八号的“编者按”，在评价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 >及其他》时，表示：“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 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毛泽东后来对这种在评价“小人物”时 的暧昧态度作了严厉批评，致使《文艺报》“公开检讨”。 对《提高警惕，揭露胡风》一文，《文艺报》1955年第九、十号的“编者按”给予了 支持。 1956年第三号《文艺报》的“编者按”，是针对马烽等人《勇敢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 和冲突》的发言而发的。 《文艺报》1958年第二期，发表了题为《再批判》的“编者按”，文章重提四十年代 初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 》，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历史旧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