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5-0128-06 在王蒙的写作中，总是有一种东西超出他置身于其中的现实。这多余的某种意念、思 想，某种情绪，经常闪现，或一闪而过，或随意流露，然而，这种东西真正显示了王蒙 的敏感性。他是一个如此深刻地领悟他所处的现实的人，又是一个努力超出历史的人。 多年前，罗朗·巴特曾表述过这样的思想：“最大的问题是去胜过所指、胜过法律、胜 过父亲、胜过被压制者，我不说驳倒，而是说胜过。”[1](P203)这是唯美主义的美学 理念。在另一种意义上，这种说法用来理解王蒙的写作，也不无恰当。作为一个天才式 的、智慧而敏锐的中国作家，王蒙始终处于非常特殊的历史情境，他的身上汇集了传统 士大夫文人、社会主义的文学开创者、文学的现代主义者所具有的所有品性。他既肩负 着历史重任，又怀着倔强的个人性格和记忆，这使他的书写始终与现实构成一种深切的 紧张联系。理解这种联系，是理解王蒙写作的深层次的意义所在。 一 王蒙在新时期的写作，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新时期前期的“春之声”阶段、 本体转向的“来劲”阶段和后新时期的怀恋“季节”阶段。这三个阶段，王蒙都以特殊 的方式与他所处的现实构成紧张的内在联系，或者说，他始终以他独特的方式超出、胜 过他所面对的现实。这种说法也许令人奇怪，但任何人都处在他生活于其中的现实，都 与他的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没有人可以脱离他所处的现实而存在。然而，作家与艺术 家——具有历史敏感性的作家和艺术家，却往往是有能力超出、胜过他所面对的现实， 甚至与他所处的现实相悖。这种描述用在那些过分保守或过度超前的作家艺术家身上也 许可能，但用在王蒙这样的现实主义经典作家身上，用在他这样的主流作家身上，如何 合乎实际呢?这也正是我们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王蒙超出他所处的历史，也就是说，王蒙是如此深切地沉浸在他所处的历史之中，又 始终超出了历史给定的界线。他与他置身于其中的现实的主流思想意识形成了一定的偏 差，这种偏差是如此的微妙，以至于我们不经意几乎觉察不出，这正是这种偏差的真实 性所在。王蒙一直凭着他的那种执著和他真挚的个人记忆来写作，这使他总是处在一个 特定的个人视角，而这个视角与主流历史其实已经产生了冲突，从而使他与历史/现实 构成了一种超越性的紧张关系，当然也与同时期的文学构成了一种紧张关系。 在新时期伊始的“伤痕文学”阶段，在那个庞大的伤痕书写部落中，王蒙似乎与众不 同，他的这点不同却一直被人们忽略了。“伤痕文学”逐渐汇聚成主流，反思“文革” ，声讨“四人帮”的罪恶，把历史过错全部倒在了“四人帮”的头上。人们都从历史中 解脱了，而且声讨的声音越是响亮，人们的解脱也就越是彻底，并且越为自信。解脱的 人们就迅速开始反观人们的崇高品质，这既成了证明其忠诚品格的依据，也为历史的正 确延续找到了确凿的线索。到了张贤亮那里，伤痕甚至透示出美感(注：张贤亮似乎从 “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这种磨难中体会到独特的收获，他更乐意于发掘伤痕的美 感。他说：“劳动人民给我的抚慰，祖国自然山川给我的熏陶，体力劳动给我的锻炼，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给我的启示……始终像暗洞中的石钟乳上滴下的水珠，一滴、一滴地 滋润着我的心田。我，也是凭着这些才幸存下来的。”正因为此，对于张贤亮来说，重 述“文革”历史不再是单纯呈现苦难，而是要展示出伤痕的美感：“怎样有意识地把这 种伤痕中能使人振奋、使人前进的那一面表现出来，不仅引起人哲理性的思考，而且给 人以美的享受。”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张贤亮的伤痕小说是如何展示苦难美感了(参见张 贤亮《从库图佐夫的独眼和纳尔逊的断臂谈起》，载《小说选刊》1981年第1期)。)。 至于王蒙，看上去好像始终是“伤痕文学”的弄潮儿，但却与“伤痕文学”的主流貌合 神离。那个“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依然保持着他的态度，只是更加沉稳和深刻。“文 化大革命”后复出的王蒙，当然也写有《在伊犁》和《新大陆人》等正面突出主人公乐 观情绪的作品；这个“新时期”他所写的《歌神》，虽然也放开歌喉歌唱过，但在更多 的情形下，他的声调并不那么高昂，而是浅吟低唱。王蒙这一时期的作品基调，是对经 历过历史劫难的个人如何进入另一个历史阶段所可能发生的变异的探究。例如，老干部 复出的权力再分配并不会使历史天然地具有合理性，因而，质疑历史的必然延续性是他 坚持的主题。这种主题，在当时的现实语境中，无疑是极其另类的。 从1978年到1980年，王蒙先后发表了《最宝贵的》、《悠悠寸草心》、《夜的眼》、 《春之声》、《布礼》、《海的梦》、《蝴蝶》等作品。在这些作品里，王蒙并没有以 他的书写使历史合理化，也没有竭力去展示苦难或竭力表达人们的忠诚，而是关注这些 人的内心世界，以此来表达“文革”后依然存在的当权者与人民的隔膜问题。他在这一 时期思考的主题是这样令人奇怪地游离于当时的“伤痕文学”主流。可以说，王蒙虽然 延续了他在《组织部里新来的年轻人》里的思想，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思想既有 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同时又与主流思想保持距离。这些主题在当时的超出历史之外的 意义指向——潜在叛逆性基本被忽略了，因为没有人具备王蒙那样的怀疑精神。《悠悠 寸草心》是王蒙最早注意到复出后的老干部是否能为人民谋利益的一部作品，唐久远对 领导生活的热心与对平反冤案的冷漠不过是一些老干部复出后的写照。王蒙对官僚主义 永远采取怀疑态度。他的怀疑思想不过是欲说还休，并且掩饰在一些眼花缭乱的意识流 一类的小说技艺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