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13(2004)04-0067-03 张爱玲是一位艺术个性高度自觉的作家，这体现在她对人物形象、题材、风格、艺术 手法、审美效果等都有高度的选择性。我们知道，相对于“英雄”和“彻底的人物”， 她认为“不彻底的人物”更能代表“时代的总量”，相对于人生“飞扬”的一面，她认 为人生“安稳的一面”更有“永恒意味”。在艺术手法上，她选择了“参差的对照”而 不是“强烈的对照”，追求的是“苍凉”而不是“壮烈”、“悲壮”的风格，以求达到 “启示”而不是“刺激”的美学效果。[1](P113)值得追问的是：与张爱玲一系列选择 相对的一极，究竟是她在古今中外文学中随机抽取的一些互不相干的倾向，还是它自成 系列地呈现在某类创作之中?张爱玲的这些有着明显对抗意向的选择，究竟有何深意?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把张爱玲的文学思想还原到与同时代其他文学思想活生生的 横向联系之中。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与张爱玲一系列艺术选择相对立的一极，不仅 是一种在现实中自成体系的切实存在，而且它们就是中国现代主流文学叙事法则和文体 意识的基本构成。张爱玲与这种叙事法则、文体意识的对抗焦点，是对“人性”、“社 会历史观”的不同理解，对抗的最主要策略，就是拒绝将情节、人物性格引向“完成” ，而这种对抗的归属，则是为市民阶层的世俗化追求争取生存空间。 一、对抗的主要对象：“宏大”叙事 张爱玲在题材、风格、艺术手法等方面的高度选择性，表面看来似乎并无现实针对性 ，因为人类叙事艺术发展过程本身就呈现出逐渐弱化情节的新奇性和人物的传奇性的趋 向，张爱玲反对运用“强烈的对照”，反对写“彻底的人物”等，似乎可以纳入到这一 宏观进程中来认识。但稍加分析就会看到，张爱玲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运用“强烈的对照 ”，描写“彻底的人物”。她在《洋人看戏及其他》、《借银灯》等文章中，表现出了 对古典戏曲极为浓厚的审美兴味，而中国古典戏曲大多采用脸谱化手法，表现善恶忠奸 的“强烈对照”，人物形象也大多是十分“彻底”的。而且，她对鸳鸯蝴蝶派的许多作 品也是十分推崇的，而这些作品就往往以巧合的情节、传奇性的人物来吸引读者。可见 ，张爱玲所反对的“强烈对照”等等，是有所特指的。我认为，她把中国新文学中围绕 着民族民主解放等宏大的社会历史问题展开的叙事文学(以下简称“宏大”叙事)，作为 了自己艺术世界的最主要对抗对象。 当然，说张爱玲在理论自觉的高度上，把“飞扬”的题材、“彻底的人物”、“强烈 的对照”、“悲壮”的风格等联系起来，用以概括地把握“宏大”叙事的一般特征，也 是言过其实的，但要说这反映了张爱玲对“宏大”叙事特征的直觉把握，是一点也不牵 强的。 就张爱玲的创作高潮时期来说，当时文学的主流是抗战文学。由于处于民族生存危亡 的严峻关头，抗战文学提出了“一切为了抗战”的口号，这一创作取向体现在叙事法则 和文体意识上，就是将审美的目光投向了人们的苦难、抗争等“飞扬”的领域；以“英 雄”或“抗战官僚”之类的“彻底”人物为主人公，来热情讴歌中国人民英雄气概，批 判抗战期间的一些黑暗现实；注重“壮烈”、“悲壮”等风格的艺术震撼力；利用敌我 、善恶、美丑的“强烈对照”来表现斗争的尖锐性；以“力的美”和“刺激”的审美效 果来振奋民族精神，推动人们走上抗争的道路。由于这种文体意识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 的历史良心，因此汇聚成了强大的时代潮流。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它使有着不同 创作倾向的作家必须在它面前论证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在当时，这首先体现为题材价值 的争论，例如，梁实秋当时提出了“与抗战无关”的题材也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后，就激 起了人们的广泛批评，这显然是因为抗战文坛希望所有作家都以严正的态度来表现与抗 战有关的题材，张爱玲自然不难感受到这种题材意识的压力。事实上，在集中表白自己 文学思想的《自己的文章》中，张爱玲就是从自己偏爱的题材价值入手，来论证自己文 学思想的合理性的。 其实，抗战文学的这些文体意识，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一直就占据着主流的 地位：为解决近现代中国遭遇到的一系列文化和政治危机，激励人们追求“社会解放” 、“民主自由”和“人类进步”等超越价值，中国现代主流文学更关注题材、人物形象 、作品风格和审美效果等的社会政治价值。因此，它将审美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思想启 蒙或社会革命运动等“飞扬”的领域，希望以“强烈的对照”和“壮烈”的风格来激发 对现实的不满和进行斗争的欲望。可见，张爱玲所谓“飞扬”的题材、“壮烈”、“悲 壮”的风格等，实际上主要是指涉现代主流文学的文体意识的。当然，这其中的有些特 征，如“强烈的对照”手法、描写“彻底的人物”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创作 倾向中不成熟和极端化的一面。由于一些作家过于追求直接的政治功利价值，因此，他 们作品的情节的“刺激”性往往大于艺术的形象性，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往往又将不同 人物的性格与某种阶级属性直接等同起来，因而显得过于“彻底”。但张爱玲显然不是 站在启蒙、革命、抗战的立场上，立足于艺术规律来纠正这些极端化倾向的，鲁迅、茅 盾、胡风等人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张爱玲对抗这些创作趋向的根本动机，是为了维护和 论证其独特的人性观、社会历史观，进而为市民的世俗化追求提供空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