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4)03-0022-06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苏曼殊是又一位介于“新”与“旧”之间的作家。他写有不少 哀情小说，一向被视为“鸳鸯蝴蝶派”鼻祖。而他又最早翻译拜伦，其译作《拜伦诗选 》(注：Byron，苏曼殊译作“拜轮”。今按后来通行的译名，将曼殊的“拜轮”一律作 “拜伦”。)和创作的那些极富浪漫情调的爱情诗，都极大地滋润和影响过五四那一代 浪漫派。然而鸳鸯蝴蝶派和五四浪漫主义，通常被文学史家分别归为不相容的“旧文学 ”和“新文学”两极。将苏曼殊归于鸳鸯蝴蝶派，就其小说而言，正如周作人所说，并 不算过分。只不过曼殊“如儒教里的孔仲尼，给他的徒弟们带累了”[1](P128)。就是 说，即便同是“鸳鸯蝴蝶”，苏曼殊也与后来一窝蜂陈词滥调的鸳鸯蝴蝶不同，他到底 是“第一个”。其实，苏曼殊身上的浪漫因子，本来就兼有传统清流才子的多情放诞和 西方浪漫主义的个性自由，前者被鸳鸯蝴蝶派作家承袭并模式化，后者则成为五四浪漫 派作家的精神资源。 创造社的陶晶孙认为，“曼殊的文艺，跳了一个大的间隔，接上创造社罗曼主义运动 ”[2](P81)。冯至说：“曼殊的几十篇绝句，几十条杂记，几封给朋友的信札，永远在 我的怀里!”[3](264-265)比起同盟会、南社那些曼殊的同辈朋友来，五四新文学作家 更愿意谈苏曼殊与他们的内在精神牵联，“五四运动之前，以老的形式始创中国近世罗 曼主义文艺者，就是曼殊”[2](P81)。 那么，为什么苏曼殊以老的形式，会成为现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始作俑者呢?这是探 讨现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兴衰的关键问题。但以往，苏曼殊与五四浪漫派之间影响与传 承的关系和细节，往往被我们作为熟识的史实碎片，而在不经意中忽略了。 一 20年代初，一位与郁达夫风格极为接近的青年作家王以仁，创作了小说《神游病者》( 注：《神游病者》1924年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5卷第11号。)。这篇小说主观抒情的 叙事形式，感伤的情调，主人公敏感忧郁的气质，都体现出五四浪漫小说的一般特征。 主人公自始至终手执苏曼殊诗文集《燕子龛残稿》(注：《燕子龛残稿》是苏曼殊去世 后周瘦鹃为他所编的著作之一，上海大东书局1923年8月印行，收苏曼殊生前所作诗及 杂文，包括散见在《民国杂志》、《生活日报》副刊《生活艺府》上的《燕子龛随笔》 。)，在小说里是一个惹人注意的细节。与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一样，这篇小说 的主人公也是一位神经纤敏，孤独内向，只身飘零在上海的穷困潦倒的青年。他渴望着 女性的爱，却又因贫困、赢弱而自卑。最终，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绝望中跳水自杀了。 他的自杀，缘于一个偶然的刺激：他拿着《燕子龛残稿》出外散心，在电车上，坐在对 面的女人令他心醉神迷。为掩饰尴尬，他“便从袋中取出那本《燕子龛残稿》在喃喃的 读着。刚读了两句‘偷尝天女唇中露，几度临风拭泪痕。’下面便再也念不下去了。心 中很着急的想看书，双眼总不由得他要去偷看那女人。”女人对他不屑一顾，却注视着 一位“西装少年”——这位西装少年双膝上正摊开几张打印好的英文稿子在翻阅。西装 少年从容优雅的风度与那位女人崇拜的眼光刺痛了主人公，“使他心中又起了一阵不平 之感。‘啊啊!我为什么不去买一套西装的衣服来穿!我为什么不去读点英文可以在社会 上出出风头啊!我一定要去学一点时髦，才有女人能和我接近!’……”最后，在明月高 悬的夜晚，他走上板桥，把《燕子龛残稿》一页一页撕下丢在水中，口中慢声吟着黄仲 则的“独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诗句，喃喃说着“薄命的诗人!神经质的诗 人!”便一头栽下冰冷的河水。这篇作品表现的，正是典型的20年代初浪漫小说的情调 。 与郁达夫、郭沫若的小说相仿，王以仁的小说也是自叙性的。但比郁达夫、郭沫若等 更纯粹的是，郁、郭并不真的随主人公去自杀，而王以仁却如小说中的主人公，蹈海自 尽了(注：王以仁在《神游病者》发表两年以后，1926年只身出走便永远地失踪了。他 的友人许杰等曾在报上登广告寻他。据许杰推测，他可能是在海门开往上海的船上跳海 自杀的。参见许杰《王以仁小传》，载《王以仁选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 305页。)。主人公临终时所念叨的“诗人”，从小说的叙述看，不见得就只是苏曼殊一 位，也包括黄仲则、李白等浪漫诗人，这些跨越时空的诗人都具有天才、真率、怀才不 遇的共同特点。可是，“薄命的”、“神经质的”，则无疑黄仲则、苏曼殊更突出。最 有意思的是，五四浪漫派大都喜欢黄仲则，郁达夫还曾经写过一篇以其为主人公的历史 小说《采石矶》。而苏曼殊在《燕子龛随笔》中，也曾对黄仲则诗句着意关注——“如 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苏曼殊批注道：“是想少情多人语”[4](P389)。 可见，浪漫主义者所特有的情绪——清高、孤独、病态、感伤——使黄仲则、苏曼殊和 五四浪漫派，成了精神上的一脉。苏曼殊的《燕子龛残稿》，贯穿了王以仁这篇小说的 情节，伴随主人公走到生命的尽头，它像随葬品一样，飘散在冰冷的河水中，与主人公 同赴黄泉。这个富于象征意味的细节设置，即便不是作者刻意对自己命运的暗示，也决 不是信手随意的涂鸦。它不但显示了当时青年对苏曼殊的偏爱，也喻示了五四浪漫作家 与苏曼殊的特殊关系。 五四落潮以后，尤其是大革命失败，知识青年普遍感到“梦醒之后无路可走”。从当 时的社会氛围看，中国社会将变未变，现实极其黑暗。与清末民初相近，五四青年处于 一种与民初的苏曼殊极其相似的精神困境中。“曼殊的文学，是青年的，儿女的。他的 想象，难免有点蹈空；他的精神，又好似有点变态”[5](P391)——这大约就是五四浪 漫派与苏曼殊亲和的原因。 苏曼殊一生作品不算多，还有不少散佚。现存诗作不到一百首(注：参见柳亚子《曼殊 遗诗辨伪》，《苏曼殊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0—296页；马以君笺注 苏曼殊诗《燕子龛诗笺注·前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小说也不过六七篇 。但他的诗作与小说《断鸿零雁记》，大都与他自己经钵飘零的身世、孤独悲凉的体验 有密切关系。他的人生有“难言之恫”(注：苏曼殊托名“飞锡”所撰《<潮音>跋》中 自述“遭逢身世有难言之恫”。)，他的性格单纯真挚，他多情而浪漫的气质，嫉恶如 仇的品格，对革命的热衷，都使得其作品既具有热烈的情怀、天才的想象，又总是渗透 着缅邈的忧伤和无处寄托的孤独。苏曼殊的作品及他本人的品格、性情和行为，为20世 纪中国文学贡献了一种独特的形象——热情的、叛逆的、孤独的、忧郁的飘零者形象。 这个形象，以其独立不羁的个性，背离传统知识分子的观念和道德选择，甚至与家庭决 裂(注：1903年苏曼殊由日本回国，在船上假拟一封遗书给家人，说自己蹈海自尽。后 来，曼殊在上海，父亲临终前带信叫他回去，被他拒绝。)。苏曼殊人生成长过程中的 孤苦无依、寄人篱下(注：他6岁从日本回广东，被视为“杂种”。12岁大病一场，被过 路苦行僧带走、收留，又因偷吃鸽子被逐。被姑母送到上海找到父亲，嫡母虐待，不久 父亲嫡母回广东，曼殊寄住姑母家，学费由父亲朋友代付。15岁随表兄到日本读书，所 有费用是表兄每月资助的10元钱，以至于夜晚无钱买油点灯。1903年曼殊参加革命党活 动，被表兄中止供给，被迫回国。)，是他后来与家庭断绝关系的基本原因；而他在上 海教会学校和日本接受的异质文化熏陶，则不但促使其成为中国传统道德和现实政治的 反叛者，而且赋予了他浪漫主义的艺术灵感与话语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