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石的文学创作，从1923年开始，到1930年创作长诗《血在沸》，前后只有短短7年， 而他真正成熟的作品直到1926年才出现。1928年后，他连续发表《人鬼与他的妻的故事 》、《旧时代之死》、《三姐妹》、《二月》、《为奴隶的母亲》等小说，成为当时左 翼文坛的一匹黑马，受到读者的关注。然而，有意味的是，柔石的这些小说，无论是主 题还是题材，都与左翼文学初期的主流作家如蒋光慈、洪灵菲等人的创作有很大的差别 ，在他的笔下甚至没有一篇小说与当时革命加爱情的流行小说模式相似。我们认为，柔 石的小说代表作品从写作尤其是发表的时间来看，已进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 ，但是从这些作品的思想与艺术形态看，却与五四启蒙文学有很明显的血肉联系。这一 特点，正是形成柔石小说创作独特的思想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的重要因素。 一 柔石的小说从题材上区分，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展示处于新旧文化冲撞与交融时期 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态与心态，另一类真实描写下层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现状。但是， 不管哪一种题材，柔石的创作视角与五四作家普遍采用的文化视角基本一致。 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进入文化转型期，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从鸦片战争开始 ，中国人从无奈被迫到主动接受西方先进文化，期间经历了十分痛苦的磨合。陈独秀在 《新青年》创刊号《敬告青年》一文中，把“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作为对青年的六点希 望之一郑重提出来，标志着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已经具备了自信的开放心态 。以《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仿佛打开了一扇通过西方文化的窗户，加速 着古老中国的文化转型。我们注意到，在这场文化启蒙运动中崭露头角的新文学作家， 通常都是从文化的视角展开对现实生活的描写，着眼于文化启蒙或表现青年人的文化觉 醒。鲁迅的小说揭示了长期处于封建蒙昧中的人民大众的国民劣根性，以及新生代知识 分子如何在新旧文化的夹缝中徘徊的情景；郁达夫、郭沫若的小说通过主人公性的苦闷 和生的苦闷的展示，重在表现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如何挣扎在封建文化的如磐黑夜中。考 察柔石的小说创作，在创作视角上与上述五四作家非常相似。 《旧时代之死》是柔石唯一一部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它描写一位名叫朱胜瑀的 青年，在守寡的母亲艰苦支持下，勉强读到大学二年级，终于失学就业。后来又受不了 老板的专横气势，辞去了C社书记的职务。对社会的强烈不满与放纵狂饮，加重了他原 来就有的肺病。而他的母亲，又早为他说下了一门亲事，正逼着他回家完婚。小说就在 这样的氛围中展开情节。我们看到，失学、失业、包办婚姻、信念危机等，这些在五四 小说中常常出现的小说题材，构成了《旧时代之死》的主要小说要素。这部小说描述的 重点是主人公的心理，是主人公遭受一系列的生活打击之后的心理反应，那种颓废、狂 放的知识分子形象特征，与郁达夫、郭沫若的小说主人公形象有许多相通之处。柔石在 小说的《自序》中这样说明他的创作目的：“这部小说我是意识地野心地掇拾青年的苦 闷与呼号，凑合青年的贫穷与忿恨，我想表现着‘时代病’的传染与紧张。”(注：转 引自郑择魁、盛钟健：《柔石的生平和创作》，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53页。) 柔石所谓的“时代病”，是指“五四”高潮过去之后，由于个性解放的理想化成泡影， 又找不到反抗黑暗社会的有力武器和出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普遍产生的一种苦闷和仿 徨。这样的写作动机，我们可以在很多五四作家中找到，郁达夫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 一名作家。抒发主人公的苦闷情怀，表现他们由此而生的颓废和变态的心理言行，从而 揭示出一种“时代病”，是郁达夫抒情小说的基本特征。郁达夫对柔石的影响很大，郑 择魁先生就指出过这一点：“柔石当时对郁达夫等作家十分崇拜和仰慕，他写成《生日 》后，就寄给郁达夫请求教正，他的作品明显受了‘身边小说’这一流派的影响。”( 注：郑择魁、盛钟健：《柔石的生平和创作》，第104页。) 柔石的另一部名著《二月》，虽然创作的时间要比《旧时代之死》更晚，但仍然与五 四启蒙文学有着明显的精神联系。这部由于在20世纪60年代初被改编成电影《早春二月 》而家喻户晓的小说，其艺术成就为广大读者所公认，但如果拿30年代革命文学的标准 去衡量它，你却可以在作品中找到很多“不足”，如作家没有为主人公找到正确的革命 道路，主人公人道主义的软弱无力，作品没有反映20年代中期后中国广大乡镇风起云涌 的农民运动和日益激烈的政治斗争，等等(由谢铁骊导演的《早春二月》1963年刚摄制 完成，就被作为“大毒草”遭受批判，其重要原因是小说在上述方面的“先天不足”， 它明显存在不符合革命文学基本要求的“不良”倾向)。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有人这 样评价：“由于他(柔石)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对于革命也没有 深刻明确的认识，因此在《二月》中留下了不健康的东西，这主要表现在对于人物的态 度上。柔石不能比自己的主人公站得更高，尽管他认识到萧涧秋的道路是错误的，但是 他对于这样一个人物的风度、情调、姿态……是偏爱的，他自己在感情上和这个类型的 知识分子有共通之处。因此，他不能对萧涧秋的性格采取更严格的批判态度，对他性格 中消极的一面：如软弱、悲哀、虚无之感……也往往是抱着欣赏的甚至是玩味的态度。 ”(注：见北大中文系1956级鲁迅文学社《柔石的创作》，转引自杨东标《柔石二十章 》，宁波出版社，2002年，第241页。)这样的观点在左倾思潮横行时很有代表性，但《 二月》受到这样的批判是极其不公正的。如果我们把这部小说放到与五四启蒙文学的精 神联系中去考察，上述种种指责便都将无法成立。在我们看来，这部小说表现的仍然是 文化转型过程中新旧文化的冲撞与交融。与早期五四启蒙作家相比，柔石似乎更关注新 文化从大都市向小城镇和乡村的濡染与扩散。远离大都市的芙蓉镇，仿佛一口平静的池 塘。萧涧秋和陶慕侃的同学李先生参加北伐英勇战死，在这小镇上也只是激起一点小涟 漪。然而，曾在杭州、北京、上海等都市生活过的萧涧秋的到来，却在这座小镇中激起 了大波澜。首先兴奋的是陶岚，这位对生活充满着浪漫的渴望，任性、大胆的女性，被 萧涧秋的谈吐、阅历、学问和见识所折服，特别是萧涧秋的大都市生活与学习的经历， 在文化学意义上对陶岚有很强的震慑力。萧涧秋对文嫂的真诚的援助，在小镇中也引发 了不小的震撼。虽然文嫂丈夫的牺牲以及此后孤儿寡母的凄惨前景，引起过镇里人的同 情，但似乎并没有人给予她多少实质性的帮助。充斥着小镇的，还是鲁迅揭示过的国民 性弱点，愚昧、自私、麻木、人与人之间的冷淡，甚至有咀嚼他人的痛苦为消遣的，至 于用淫秽的想象去探索别人的隐私，更是一些人酒足饭饱后的余兴。所以，萧涧秋的无 私帮助，让文嫂一家获得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但也引发了对萧涧秋不利的小镇舆论 。这种舆论，可能有一部分来自钱正兴(谁让萧涧秋“横刀夺爱”呢)，但大部分来自于 鲁迅所深恶痛绝的面目不清的“庸众”。中国自古就有“寡妇门前是非多”的“格言” ，你在大城市可以实行“人道主义”，可以自由恋爱，在芙蓉镇却必须遵守祖宗创下的 规矩!在小说中，流言蜚语犹如风刀霜剑，把孱弱的文嫂逼上了死路，也把异己的萧涧 秋赶出了芙蓉镇。萧涧秋在这个小镇上成了众矢之的，面对的是整个传统社会的挑战。 这简直就是一幅文明与愚昧的搏斗图!在强大的传统文化的压力下，他不落荒而逃才怪 呢。虽然有陶岚这样的同盟军，但最终失败的，仍然是势单力薄的萧涧秋。鲁迅评得准 ：“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山——上海去了 。”(注：鲁迅：《柔石作<二月>小引》，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 81年，第1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