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04)04-0020-007 鲁迅晚年的思想研究早已从前景渐次退缩到背景以至远景了。时下鲁迅研究的热点与 焦点大多集中在鲁迅早期的思想与作品中。偶有涉及到鲁迅晚期思想的著述，论者的注 意力又大都在关注鲁迅反抗专制的一面，而对于鲁迅与苏俄的集体主义即马列主义的关 系等诸多怎么也回避不了的问题则极力回避或曰逃避之。诚然，这里有太多的顾忌和顾 虑，但是如果不对鲁迅与马列主义的关系进行较为深入、全面的剖析和厘清，那么我们 的研究就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嫌，我们所面对的鲁迅就仍然不是一个完整的而是一个 被割裂开来的鲁迅，即便这种“割裂”是出于某种目的的“善良”。 本文试图分析探讨鲁迅晚年的思想，重点讨论鲁迅晚年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 困惑与抉择。 一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撰文道：“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两大思想，一曰麦 喀士之社会主义，一曰尼至埃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 之强者所压伏，尼至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牵制。”[1]在这 里，梁启超是将马克思和尼采二人作为对立的两极介绍给国人的。也就是在这一年三月 ，鲁迅启程东渡日本，开始了他长达七年的留学生涯。而此时的日本，一股尼采热正在 升温。鲁迅一到日本，扑面而来的就是这股尼采热。可以说，此时鲁迅接触最早、感触 最深、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尼采的思想，以至于他被后人称之为中国的尼采。 应该说，鲁迅对尼采是有相见恨晚的感慨的。我们知道，鲁迅是负着亡国之虞和“我 以我血荐轩辕”之志赴东瀛的。在鲁迅眼里，当时中国是处在“内密既发，四邻竞集而 迫拶，情状自不能无所变迁。夫安雌安弱，笃于旧习，固无以争雄于天下”[2](P49)的 境地。中国之所以如此，鲁迅以为，与“欧美之强……根柢在人”[2](P50)相较，中国 的病根就出在人身上，就出在国民性上。故此，在中国，首要的任务是要进行启蒙，改 造中国的国民性。在这种忧虑和焦虑的心境中，鲁迅在东瀛与尼采不期而遇了。在尼采 那里，或者说在鲁迅脑中的“个人主义至杰雄”[2](P45)尼采那里，鲁迅看到了他想要 看到的东西，找到了他想要找到的东西，那就是有利于改造中国国民性并为中国固有国 民性所缺乏的“个性和精神”。鲁迅意欲用尼采思想中的“个性与精神”的因子作药方 来拯救“老大之中国”。 “个性和精神”的精神很好地贯穿于鲁迅早期的几篇论文中。相较于当下所倡导的“ 科学救国”和“君主立宪”等口号，鲁迅的思考和思索可以说直抵“人”的底蕴。他提 醒国人严防将人之自我泯灭于国之大群的思想：“聚今人之所主张，理而察之，假名之 曰类，则其为类之大较二：一曰汝其为国民，一曰汝其为世界人。前者慑以不如是则亡 中国，后者慑以不如是则畔文明，寻其立意力，虽都无条贯主的，而皆灭人之自我，使 之混然不敢自别异，泯于大群，如掩诸色以晦黑，假不随驸，乃即以大群为鞭箠，攻 击迫拶，俾之靡骋。”[3](P26)“此非独于理至悖也，即缘救国是图，不惜以个人为供 献，而考索未用，思虑粗疏，茫未识其所以然，辄皈依于众志，盖无殊疾之人，去药石 摄卫道弗讲，而乞灵于不知之力，拜稽首于祝由之门者哉。”[2](P38)他强调人的个性 ：“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3](P2 4)他为“个人”正名：“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人之后 ，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害已之义与欤?夷考其实， 至不然矣。”[2](P43)他一再强调“立人”的重要：“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2](P50)；“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议”[2](P39)，他试图通过这种立人的努 力以达到“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2](P49)的疗效。一句 话，鲁迅之所以亲近尼采，是缘于中国“因缺失有自由独立人格的、有生命创造力的‘ 个性’和‘个人’，中国传统文化业已钙化或硬结以至全无生命力和创造力可言。故中 国社会要么板结，要么沙化；中国人要么奴隶，要么沙粒”[4](P75-79)的社会现实， 他要用尼采的生命的冲创意志，提升人的个性，拔高人的精神，创生人的自由独立的人 格，改造国民性而将“人”立将起来。他要用文艺的形式唤醒人们“人”的意识，在中 国进行重铸国魂——“立人”的工作。 要“立人”，首先得破，并在“破”中将“人”立起来。新文化运动给了鲁迅以这样 的契机。一篇《狂人日记》，像一道夺目的闪电，撕裂了“天人合一”之天人的“和谐 ”与“同一”，道出了伦理道德的“天”吞噬一个个具体的“人”的“天机”。“历史 ——仁义道德——吃人”的剥离和剖析，真可谓石破天惊，振聋发聩。随后他的《呐喊 》、《彷徨》，他的诸多杂文都对旧社会、旧制度、旧文化、旧道德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和抨击。在“破”和批判的同时，鲁迅在其作品中也试图用“个人和精神”重塑文化精 神。对他笔下的人物，他在哀其不幸的同时，也在恨其不争，恨其不争自己作为“人” 的权利。他积极倡导个性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他甚至试图将尼采等人的精神直 接注入或移植到中国古人的身上以重释或再创中国传统文化，重塑文化传统。《故事新 编》中最初创作的《补天》和《铸剑》就满蕴了这方面的赤诚和苦心。[4](P75-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