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文本实质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教科书文学史，一种是学术文学史。不能用前 者代替后者，也不能用前者的尺度作为后者的尺度。教科书文学史注重基础性和知识性 ，强调评价的稳妥性和普适性；学术文学史注重创新性和思想性，强调评价的个人化和 独异性。二者成熟的共同特征是评价思想的系统化。当一种思想被体系化之后，必然就 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他思想(一般是未被体系化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构成了限制，于是这 又为后来的批评也就是再评价提供了对象和契机。因此，在思想仍然被体系化的时代， 我们有必要也有条件对文学史特别是教科书文学史，从历史哲学的高度进行根本的反思 。 “教科书是根据教学大纲编定的系统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教科书是按照教学计 划和教学大纲所规定的教学目的要求，教学内容范围，按照学习者身心发展阶段，适应 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而编辑的系统学习的教材。”(注：白月桥：《课程变革概论》，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11、312页。)教科书是一种基本的知识系统，作为这样 一种系统必然要讲究其知识的规范性。这种规范性在中小学教科书中是极其必要的，即 使是强调思想的规范性和结论的单一化也是十分自然的。教科书体系的最大特点是教育 思想体系的同一性，而教科书体系的同一性来自于统一的教学大纲，这种同一性是在所 谓规范性的原则下进行的。古代教科书的内容往往是宗教经文和圣人著述，这些都不是 正式的教科书。但是正是由于没有科学的教科书，才使这些经典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中国古代虽说没有纯正意义上的教科书，但是儒家经典所承担的思想教化功能远远超 出了一般教科书的范围。儒教不是宗教，没有严格的教规、教仪，因此没有纯正宗教传 播过程中的限定性。所以与纯正宗教相比，儒家观念系统具有一个明显的优势是，具备 宗教的神圣性而不具备宗教的神秘性，是世俗化的准宗教。神圣性使其获得了纯正宗教 的权威性，世俗化又使其获得了纯正宗教所没有的广泛性。所以，儒家道德观念不仅高 悬于殿堂之上，亦散布于穷乡僻壤之间，它渗透于中国人世代承传的生活细节和精神深 处中。它不仅是人们的知识价值标准，也是政治制度的思想基础，更是道德说教的教育 体系。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视教科书特别是文科教科书的国家之一，“以德为尚”的思想 传统和“述而不作”的学术传统，在当代社会的“政治挂帅”的体制思想中得到了进一 步的强化，而强化的结果就是对教育思想和教科书体系的格外重视。 教科书的思想体系构成是教科书的核心问题，以何种教育思想或哲学思想编写教科书 将决定教科书的价值体系的差异。从学理上讲，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也完全可以有不 同的思想体系。不同思想体系的教科书有不同的历史价值观和文学审美尺度，如反帝反 封建的新民主主义体系必然突出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的价值；启蒙主义中心体系必然突 出文化批判和自由主义文学价值；民间文化主义体系必然突出大众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价 值。 长期以来，由于把学校作为教育阵地，教育功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明显被单一化，阵 地意识和“育人”意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政治意识过强，从而导致教科书从来 就不是一种普通的写作文本，而是作为思想教育和培养无产阶级的接班人的尺度而存在 的。在统一的思想支配下，形成了统一的教学大纲、统编的教材，甚至统一备课的模式 。最后，培养出来的就是统一规格的人。统一也是同一，思想的同一是统编文学史教科 书的一种政治前提。因此说，教科书文学史也是一种政治文本，而教材的“统编”与“ 协作”这一行为的最终结果是要完成一种思想的共识。 例如，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性质判断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出版的几部并不成熟的文 学史著作中，既没有明确的阐释，更没有统一的界定。当时的文学史写作者“较多地表 述自己的心得体会，因而已出的学术著作往往各有特色，表现了比较鲜明的学术个性” (注：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页、118页 。)。相反，在其后半个世纪里所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上百种，但是却呈现出多而 单一的局面。不仅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性质界定上，表现出坚决的一致，而且在对 具体的作家作品的评价乃至评价语言的使用上也如出一辙。这种一致，不能简单地看作 是技术上的照搬照抄，而仍然是思想上的重复和同一。 以20世纪50年代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 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为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作出了极其一致的判断：“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 学”成为其共有的关键词。其实，这种性质判断在1950年5月教育部颁布的《中国新文 学史教学大纲》中，早已有了明确的规定。这部简略的大纲构成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现 代文学史的基本性质判断。而在这份大纲出现之前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郭沫若所做 的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中，已经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作 出了经典性的判断：“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艺”。关 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的这种判断之所以如出一辙，就在于写作者们所受毛泽东著名的 《新民主主义论》的共同影响。这种性质判断直到今天仍被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