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4]08-0065-08 一、文学史的研究与热点问题 文学史的研究与编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十分系统且富有指导性的工作。新世纪伊 始，一系列有关“文学史编写与研究”的笔谈、研讨会频频出现，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 文学史也陆续问世，研究者对文学史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具体，视野也更开阔。 2000年在海口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研讨会，揭开了新世纪文学史研究的序 幕(会议论文要点均见《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龙泉明的《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 多元格局》指出，“过去的现代文学史几乎只有一种模式，因而导致了现代文学史写作 的危机。”“文学史的写作应是自由的、多元的”。所谓多元，从述史立场来看，大致 有三种类型：一是本真的文学史，即在文学史的写作上十分注重历史的真实性。二是工 具性的文学史，它以某种时代政治标准或某种阶级立场为标尺，对历史进行选择、打量 ，以达到为时代政治或群体利益服务的目的。三是个人性的文学史，即作者完全按照个 人的审美经验和审美尺度、或者依据自己某种方式写作的文学史；从文学史写作模式来 看，也有三种类型：一是百科全书式的，二是视角性的，三是科学性的。高远东在《旧 课题与新期待：关于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中首先阐明了文学史写作的广义性与狭义性， 认为应从二者的关系中探讨文学史的写作。接着分析了80年代以来文学史研究先是“向 内转”又“向外”突围的历程，认为这新一轮的突围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重估现代性 ”、传统的文学史历史分期等一系列问题，并在“内”、“外”的张力中确立现代文学 史的科学思路。稍后发表的王富仁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问题的几点思考》(《 文学评论》2000年第5期)就文学史写作中有关“史”、“文学”、“现代性”、“文学 史”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进行了辨析与阐释。他认为，我们能做的大事有三件：“批评” 、“史论”和“文学史”，现在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批评(包括史论)的时代，“史”仍 是其中一事，“不可轻看，但也不必特别看重它”。对于文学史家来说，“文学观念的 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重要问题。他依靠的是自己对历史上的文学作品的实际感受，不是 依靠的理论”，文学史写作的最重要的事是：“确定哪些文学作品应当写”和“它们之 间是怎样区别和联系起来的”。 此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被导入了十分广泛、深入的领域，特别是有关文学史的 “历史分期”、“现代性”、“文化传统”、“地域性”等诸多重大问题成为研究者关 注的热点。2001年初，《复旦学报》设专栏讨论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主持人章培恒在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复旦学报》2001年第2期) 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在20世纪初至1917年文学革命之前，因为这时已经出现了与 新文学的主要特征相通的因素。这些因素体现在：对于以个人为本位的人性解放要求的 萌发；自觉地融入世界现代文学潮流；对文学本身特征的重视和探索。郜元宝在《尚未 完成的“现代”——也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复旦学报》2001年第2期)中认为 ，中国现代文学的上限应定在晚清，而非“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 并未止于1949年。晚清至今的中国文学仍属于尚未完成的现代，以往的“现当代文学” 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提法，似乎应该为重新作出解释的现代文学所代替。另外，范伯群的 《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的界碑》(《复旦学报》2001年第4期)、刘 志荣的《抗战爆发：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重要分界线》(同上)、沈永宝的《试论政论 文学为新文学之起源》(《复旦学报》2001年第6期)等论文也着重从政治文化的内质上 讨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涵义和分期。而旷新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分期的政治学与文学 》(《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则将现代文学史中的概念、历史分期放在社会 意识形态背景中加以观照，阐述了新文学史研究的政治学视角并进行了独到而深刻的分 析。他认为新文学史研究的大突破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在其研究兴起的30年代，由于 社会发展变化被视为文学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使文学分期与政治分期重叠和接近成为 必然。新时期文学分期的不同构想受制于新的意识形态实践并成其为表达。现实政治框 架的转换引起文学史评价标准的变化，使文学史不断重新整合。政治成为制约中国现代 文学史的基本力量。 更多的研究成果则不十分拘泥于时间的严格上限下限和细致的历史分期问题，而是把 它作为一个相对模糊性的概念，从宏观上研究其整体特征。宋剑华的《论20世纪的中国 文学运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2期)在系统地回顾总结发生在中国新 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大文学思潮的基础上，指出：20世纪的中国 文学是一种转型期的文学，同时也是一种不成熟的“现代文学”。因为中国文学的现代 转型不是出于历史自然发展的自觉，而是来自于外界因素的促进。其性质是一种启蒙主 义的文学运动，是运用各种思潮为载体的人文精神的大传播行为，是中国现代文学运动 的预演或前兆。葛红兵的《中国现代文学精神》(《上海科学院学术季刊》2002年第1期 )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大致可分为四类：以“人的觉醒”为主命题的启蒙文学；以救亡 、统一、强盛为内核的爱国主义文学；以休闲、感觉、性爱为内核的都市文学；以猎奇 、有趣、娱乐为核心的通俗文学。其分别的生动内涵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裴 毅然的《城乡之战——百年中国文学精神之探》(《文艺评论》2001年第5期)认为，中 国现代文学也是一场城乡之战，它在百年的来路上通过艰难蜕变由乡村挺进城市，完成 了时代性转换。另外，刘登翰的《台港澳文学与文学史写作——再谈20世纪中国文学的 整体视野》(《复旦学报》2001年第6期)和苗怀明的《要宽容，还是要霸权——也说现 代旧体文学应入文学史》(《粤海风》2001年第5期)，分别从创作空间和文学体式的角 度提出文学史研究应超越历史和政治的局限及新与旧、雅与俗对立的观念，也主张确立 一种宏放的文学观和整体文学研究的视野，只有这样才能写出一部全面反映现代文学发 展景观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由于上世纪末的“重估现代性”思潮以及“现代”、“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对“现 代性”的关注仍是新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李怡的《“重估现代性”思潮与中 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再认识》(《文学评论》2002年第4期)认为，“重估现代性”思潮促 成了我们对于“现代性”问题的自觉而系统的探寻，但相关的“现代性批评”往往牺牲 和忽略了文学史发展的诸多细节，尤其习惯于将“现代性”知识体系视做西方文化的产 物而不是中国文学在特殊时期的自我选择。今天，如何在中国作家自我感受和艺术表达 的特殊性中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并由此把握我们自己的这一文学传统，应当成 为中国文学研究的重大课题。陈晓明的《现代性与文学研究的新视野》(《文学评论》2 002年第6期)认为，现代以来的思想意识一直站在现代性变迁的前列，现代中国的启蒙 主义思想，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先导，强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的现代性，而文学 艺术就一直扮演着启蒙主义先驱的角色。“文学革命”在文化层面上率先触发了中国社 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但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说到底又是一部中国现代性断裂的情 感备忘录，它一直在为现代性的合法、合理与合情展开实践。这种断裂与弥合的双向运 动，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复杂过程。王晓初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形成的历 史轨迹》(《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在追溯了现代性概念的历史演进过程后对中国的 现代化场域进行了讨论，界定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内涵：从晚清到“五四”，以科学理 性和个性解放为核心的现代价值观的启蒙与实现民族解放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目标 的统一，宣告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确立。另外，丁帆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同 步渗透中的文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旷新年的《现代文学观的发生与形成 》(《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逄增玉的《中国现代文学观念与进化论》(《文学评论 丛刊》第3卷第1期)等论文也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实际出发界定“现代性”的内涵、 梳理其发展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