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锋诗歌的历史上，1989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它具有一定的象征和转折意味。且 不说这一年政治层面的历史变动，铸成了时代精神的震荡，单是海子、骆一禾的相继夭 折，就令诗艺界茫然不已，许多先锋诗歌历史的亲历者，敏锐而清晰地意识到这一年在 “已经写出和正在写出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注：欧阳江河《’89后 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和知识分子身份》，《今天》1993年3期。)诗歌中 的神话写作大致划上了长长的休止符；此后的“90年代的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之间产生了 明显的断裂感，或者说它们的区别远远大于联系”，(注：王纪人《个人化、私人化、 时尚化：简论90年代的文学写作》，《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2期。)诗歌的运动情结和 先锋意识渐渐步入消歇，而多样化的个人写作则悄然拉开了历史序幕。 历史中断后的精神逃亡 那种以为进入90年代，诗歌就必然获得异于80年代全新质素的线性时间观念是靠不住 的。因为历史发展决不是一帆风顺地笔直向前，而呈一种螺旋式上升的状态。朦胧诗后 的先锋诗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就因精神逃亡这“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 历史情境”的再次造访、弥漫为诗界的第一真实，(注：于坚《对25个问题的回答》， 《星星》1997年9期。)而遭遇了难以名状的命运颠踬。海子之死，一方面是为诗坛献身 精神的符号化，一方面也构成了文化诗性大面积消失的象征源头，尔后许多诗人纷纷亮 出白旗，踏上迢遥的精神逃亡之路。他们有的去赴死亡的约会，如海子、骆一禾、戈麦 、顾城、方向，有的耐不住寂寞和贫困的折磨逃离缪斯，改弦易张，扑入商海或者转写 小说散文，如韩东、海男、张小波、朱文、秦巴子、叶舟，有的干脆就逃亡去了海外， 如北岛、江河、杨炼、严力、牛波、张枣、张真、宋琳、胡冬、欧阳江河等，队伍分化 、削减和流失的变异现实，无疑使先锋诗歌经受了一次历史的强烈震颤。 但这种震颤还仅仅是表层的，下列两种精神逃亡造成的中断才更深刻，更本质，更触 目惊心。 一是既成的诗学路向纷纷中断，艺术探索出现了大面积的空挡，难以为继。后朦胧诗 当初的文化神话、青春期写作、纯诗经营等种种诗歌写作方式，在1989年社会变动的现 实冲击面前，均因在理解和表现时代方面的失效，而宣告意义消弭，走入终结。以圆明 园诗社等为代表的青春期写作，“对生命自发性的倚恃和崇信、反叛的勇气和癖好、对 终极事物和绝对真理的固执、自我中心的幻觉、对‘新’和‘大’的无限好奇和渴慕” ，(注：唐晓渡《90年代先锋诗的若干问题》，《唐晓渡诗学论集》112页，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2001年。)使它常常“一根筋”式毫无节制地倾泻感情，虽然因为感性化和 创造渴望的敦促，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意识形态化的樊篱，但也极容易在过分情调化的 颓伤怀旧和过度狂欢的语言暴力中，滑向浮躁和急功近利的陷阱，这种写作在“运动” 化的80年代有其存在价值和根由，进入需要冷静思考的90年代后，则和非非主义与整体 主义为代表、仅仅追逐生态而非心态的文化诗一样，因为对现实语境缺少关涉而失去了 进一步伸展的可能。失效或难以为继的还包括与新乡土诗相对的“城市平民口语写作， 以及可以统称为反诗歌的种种花样翻新的波普写作”，甚至包括“被限制在过于狭窄的 理解范围内的纯诗写作”，(注：欧阳江河《’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 征和知识分子身份》，《今天》1993年3期。)前者(如他们诗派等)常常渎神式地拒绝形 而上的神话，努力用口语甚至俗语还原“此在”世界，耽于能指迷恋和语言狂欢，后者 (如黄灿然、叶舟等)则坚守高贵的灵魂和语言的纯粹，在神性原则下建筑和谐、优雅、 澄明的神话幻象。前者的后现代解构病在弱化了终极价值关怀，不无游戏之嫌，后者的 灵魂高蹈则失于脱离了历史和现实语境，太超凡脱俗；但不论是非诗意的解构还是诗意 的高蹈，都同样悬置了和现实对话的机制，加重了诗坛的茫然。 一是继起的新乡土诗热潮的升温与持续不下，使诗歌精神走向了空前的倒退。海子自 杀后，陷入普遍颓丧的诗界，在麦地诗歌的启迪和堂而皇之的终极关怀旗号下，“一群 城市里伟大的懒汉”，纷纷做起“诗歌中光荣的农夫”(伊沙《饿死诗人》)，掀起了一 场农业造神运动，一时间，“麦穗”的光芒普照于1989——1991年间的《诗歌报》、《 星星》、《诗刊》等抒情视阈。诗人们弯镰收割的乡土意象所渲染的农耕庆典，“那种 主要源于乌托邦式的家园、源于土地亲缘关系和收获仪式，具有典型的前工业时代人文 特征、主要从原始天赋和怀乡病冲动汲取主题”的新乡土诗写作，(注：欧阳江河《’8 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和知识分子身份》，《今天》1993年3期。)一 定程度上以乡土闲静、优美、纯朴的认同与皈依，暗合了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的精神脉 动，对抗了都市工业文明的喧嚣异化，吹送出一股清新自然的审美气息，其田园情调也 慰藉了许多思想漂泊的现代灵魂。但是那种土地神话在如今后工业的社会里表演，总有 些矫情，诗人们对其过度沉醉的结果，是大部分作品只能做匍匐乡土之“兽”，而难以 盘翔为入乎乡土又超乎乡土的“鹰”，缺少深入的当代意识和哲学意识烛照，麦地主题 被浅表、世俗化为宣情的基调；除了曹宇翔、丁庆友等诗人之外，大批诗人置身于都市 里先验地想像、炮制土地神话，优美得偏离了现代乡土古朴而悲凉的灵魂内核，有文化 悖谬的“伪”倾向，这种行为本身也滑稽得令人生厌；尤其是诗人们一窝蜂地争抢乡土 意象的趋时现象，使新乡土诗常常只能在单一指向上踯躅，稠密的国产意象里人气稀薄 。这种幻想拯救诗坛、逆现代化潮流而动的向“后”看的举措，在把新乡土诗推上历史 舞台的同时，也把新乡土诗推向了没顶的泥淖；所以气闷不过的伊沙，1992年对那些“ 狗日的”写作者大骂，要“饿死诗人”(《饿死诗人》)。到了1993年，新乡土诗果然寿 终正寝了。 既成的道路中断了，新辟的道路又是向后看的，在这未死方生的悬浮“真空”之间， 诗人们开始无所适从，茫然不已。他们虽然依旧写作，却再也提供不出能够体现先锋进 步趋势的新的价值指向；于是，在“写”还是“不写”的痛苦艰难的抉择中，诗界只能 出现或搁笔或转行、或原地踏步或六神无主、或陶醉麻痹或躲避缄默的精神大逃亡这条 生路抑或死路了。 “无名”时代的边缘背景与艺术误区 自朦胧诗以来，先锋诗歌的发展态势一向良好；可是为什么它在1989年却遭逢断裂， 在90年代第一春的《诗歌报》上举办完告别的“最后的晚餐”——“1989实验诗集团展 示”后淡出历史舞台?这道“坎儿”是突然从天而降的吗?这道“坎儿”是先锋诗歌的幸 事还是不幸?对这些疑惑的揣摩解读，将把我们引入历史文化语境的本质深处，寻找到 准确而满意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