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054(2004)03-0012-10 本文侧重考察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小说的北京书写及其现代性想象。将考察重点聚焦于 这一时期，是因为在这一时段小说中北京的文化身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明确倡导，但同 时，这也是北京这个古老的都市最为真切地面临着丧失其历史和文化标识的时期。如果 说现代化进程对于所有有过自己的文化记忆和文化传统的第三世界国度和都市，都意味 着一个擦抹记忆而重构自我形象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对于北京尤其印象深刻，且尤其 在现代化进程急剧加快的80～90年代更为真切。 一、“京味小说”中的传统与现代 北京是中国少有的几个建构了自身文学传统的城市，“京味文学”则是其文学形态的 一种命名。但把“京味文学”作为一种思潮或流派加以明确倡导，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 。这一时期的“京味小说”囊括了邓友梅、刘心武、陈建功、苏叔阳、韩少华、汪曾祺 、刘绍棠、王朔等作家写作的不同作品。需要考察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京味文学” 这样一个文学流派，而在于这个范畴是在怎样的历史语境和文化逻辑中被提出，其作品 建构了何种北京形象，以及为何确立了这样的北京想象。 1.“京味”的提出及其构成因素 不同的研究者都指出，“京味文学”的倡导和80年代的“文化热”、“寻根文学”思 潮有着密切关联(注：参阅吕智敏.化俗为雅的艺术——京味小说特征论[M].北京：中国 和平出版社，1994年.张丽妔.北京文学的地域文化魅力[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 994.甘海岚，张丽妔.京味文学散论[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了解这一点 ，并不单纯是为了考察“京味文学”提出的历史背景，而是由此探测它总体上受制于何 种历史与文化的想象视野。“文化热”、“寻根文学”与80年代理解现代化进程和现代 性想象有密切关系，这种理解方式有一种潜在的思考框架，即将问题的讨论置于传统与 现代的两维视野之中，并内在地建构了一种进化论式的理解历史和文化的方式。“文化 热”关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类比，“寻根文学”则更 是明确地提出找回“民族的自我”。尽管这在当时的语境中，直接针对的是高度规范和 僵化的政治律条，但对于“文化”的关注方式，对于何谓中国文化即文学之“根”，却 不约而同地分享着一种传统与现代的思考框架，并把对传统文化的反省和思考作为“现 代化”的必要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和文化逻辑之中，对“京味”的理解，被置 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差异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脉络之中。因而，被人们指认为有“京 味”的作品，无论在语言表达，还是所表现的内容层面，都刻意强调其“文化”的差异 性。这种差异性表现于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的“京白”、“京片儿”化，表现于四合院 、大杂院等城市空间的选择上，表现于对都市日常生活，尤其是民风民俗的呈现，也表 现在对作为传统文化具体呈现的器物知识的展示上，更表现为那些负载着历史与传统的 老人及旧时人物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上。这种差异性往往被放置在朝向过去的历史视 野中，即未曾被现代生活所更动的民族文化“积淀”的层面，共同指向一种“田园化都 市”式的、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韵味的老北京想象，作为一种别样的历史样本，用以展 示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在这样的逻辑中，对北京文化的描述，既是对特定区域的差 异文化的展示，同时也是以现代眼光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再建构。 这种从寻找文化因素的角度所形成的“老北京”形象的书写，具有较强的设计性，主 要表现为“京味小说”由一些较为相近的因素所构成： 其一，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的“京白”化。他们常常用北京底层市民的地域方言，即 北京话而非普通话，来表现人物和讲述人物。陈建功的《辘轳把胡同9号》开篇对“敢 情!”这句北京土话发音和使用的描述，《找乐》开篇对“找乐子”的介绍，邓友梅的 《那五》对俗语和说书文体的使用等，以及“京味小说”共同对语言的强调，都突出地 表明“语言”对于构造北京形象的重要性。这事实上也是“寻根文学”的普遍特征，它 们所反抗的是高度统一的政治语言，而试图重新尝试那些被擦抹掉但具有丰富文化韵味 的方言土语。语言既被作为文化差异性的构成因素，也被视为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正 因为在语言上的这种规定性，不使用作为方言的北京话的人群也因此不能进入“京味小 说”的表现之列，而对于这种语言所作的俗雅之辨，也使得陈建功的《鬈毛》和王朔小 说因过分“粗俗”有时不被纳入京味小说。这种语言的选择性表明：对“京白”的要求 ，并非写实性记录，而是一种文化选择和文化想象的外化。 其二，北京想象被置于特定的城市建筑空间当中。因为“寻根”思潮寻求“民间”、 “非规范”文化的取向，也因为老舍小说作为示范经典的影响，80年代的京味小说基本 上选择生活于胡同里的四合院、大杂院中的底层市民作为表现对象，而不是大宅门里的 贵族、世家生活场景(这一点在20世纪90年代有了改变)。不仅生活于这些建筑空间中的 人群被作为表现对象，建筑空间本身即是表现的重要对象。《钟鼓楼》花了一节的篇幅 来介绍四合院的布局，并将其视为书中的一个“大主角”。而《安乐居》、《辘轳把胡 同9号》、《红点颏儿》等对于安乐居酒馆、辘轳把胡同、坛墙根儿等空间的叙述兴趣 ，显然超过了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物，那些以群像出现的人物，不过是这个城市空间的一 个组成部分而已。对城市建筑空间的兴趣，联系着这种空间布局所显现的生活方式、文 化精神，刘心武直接写道：“现在我们走进了钟鼓楼附近的这个四合院，我们实际上就 是面对着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市民社会的特定文化景观”(注：刘心武.钟鼓楼[A].刘心 武文集[C]卷1.北京：华艺出版社，1993.)(P187)。与对文化景观的关注相联，民风、 民俗当然地进入到小说的书写当中。日常人伦的婚、丧、嫁、娶，《清明上河图》式的 民间风情，特定群落的生活方式等，也成为京味小说的重要构成部分。这种建筑空间和 民风民俗所构筑的人际关系，带有类似于传统乡村的特点，因人伦亲情、邻里关系使得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不同于现代大都市的疏离关系的紧密关联。“都市里的乡村”或 “田园化都市”则是这种人情关系的具体概括。这既是一种民俗学、人类学意义上的特 定文化形态的展示，同时也整体地受制于“京味小说”对于“京味”文化的理解，即将 其视为非规范的、留存于民间的差异文化样本。也因此，不同于胡同建筑格局的城市空 间、不具有“民俗”意义的生活形态，都很难被纳入“京味小说”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