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关文学的危机的讨论总是愈演愈烈。文学在今天的困境似乎已经到了任何人 都无法视而不见的地步了。一面是文学的经典受到冲击和动摇，经典的再建构的过程开 始出现。对于“现代性”的文学制度形成的整套秩序的反思业已开始。另一面是文学的 现状越来越脱离了“新文学”原有的历史的规定性。“新文学”的话语受到的冲击其实 是多方面的。这里的背景是异常清晰的：一方面，中国的高速发展带来的“内部”的日 常生活的变化完全超越了“新文学”的构想和预设，另一方面，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的 生产和消费的链条中的位置也有了以往根本无法想象的独特性。一个“新新中国”对于 “新文学”的多面的、复杂的冲击我们已经无法不正视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许多 人根本不承认消费主义和“后现代”可能成为中国的现实。但中国的现实当然比固步自 封的判断有力量，这一现实现在已经达到了根本无需讨论的地步。我们不必说我们的分 析比起那些陈旧的判断更能够接近现实，我们毕竟可以说，我们的现实感其实远远超过 了那些曾经自诩为对于中国远比我们了解的人。我们不愿意说我们试图描述的历史比他 们更现实，但不幸的是现实对于他们的“历史的讽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其实对 九十年代的论战已经有了“现实”的回答。我们可以说是“不幸而言中”了“现实”而 已。那么今天我们仍然需要一种对于“现实”的敏感性，我们仍然需要对于面前的时代 和文学提出新的理解。 我想，有两个关键性的例子是具有象征性意味的。一个是近年来有关鲁迅的讨论，另 一个是有关所谓“纯文学”的讨论。这两个21世纪在文学领域里出现的讨论其实是异常 明确的征兆，它象征着贯穿“五四”以来中国文化，一直作为文化中心的“新文学”的 话语面临着终结，一种“新世纪文化”已经开始全面跨出“新文学”的全部历史。对于 这两个问题有必要稍加探讨。 首先，对于中国新文学具有最为不可动摇的关键意义的鲁迅的价值近年来连续受到了 反思。在对于中国和整个东亚的现代性进行反思和考察的基础上，日本的鲁迅研究者尾 崎文昭在他的题为《二十一世纪鲁迅是否还值得读?》一文中明确指出：“鲁迅基本上 是存在于‘现代性’当中的。在这层次上说，在21世纪的日本、甚至在中国(只指大都 市而言)和韩国，以社会的规模来说恐怕再也没有接受鲁迅的条件了。就是说，想让一 般的年轻人感兴趣也已经做不到。文化全球化促进这条件。”“到了21世纪初的现在， 就中国而言，已经建成了强大稳固的现代民族国家，成了世界大国，根本不存在被外国 列强吞食消灭或被开除球籍的可能性，除非自己失败。并且大城市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跟世界一流水平相差不远，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小康水平。这些现实情况离鲁迅的时代已 经很远，我完全能够理解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感到鲁迅他们的主张和立论好像异国异境 的话语，跟自己完全不相干。因此即使希望或强制年轻人阅读鲁迅读懂鲁迅，恐怕也没 用。阅读接受鲁迅的客观条件恐怕基本上不存在了。我们实在无力超越时代的变化而让 年轻人适应。”(引文见“文化研究网”)其实，在中国有关的疑问和困惑也一直没有停 息。其实这不是对于鲁迅的简单的攻击，因为重新反思鲁迅和他的历史作用一直是近年 来中国文化讨论的关键问题之一。从《收获》2000年第2期集中发表一批有关鲁迅问题 的再思的文章使得这种曾经是或隐或现的话语变成了一种重要的声音，而周海婴的《我 和鲁迅七十年》也不可思议地对于鲁迅构成了异常复杂和微妙的表述，构成了对于“现 代性”的经典的鲁迅观的冲击。我们其实不必对于这些尝试在新的语境下思考鲁迅的话 语表示愤怒，而是要看到为什么这些话语在近年来不断出现。这里出现的问题其实正是 中国“新文学”本身面临挑战的症候。 其实，许多人并未试图否定鲁迅的历史价值，但问题在于对于鲁迅的反思恰恰是我们 发现了鲁迅和当下中国现实之间的“裂痕”。正如尾崎文昭所指明的，鲁迅的历史使命 和对于中国前景的想象已经有了一个完成，尽管这一变化的路径并非按照鲁迅的预想发 展的，这种完成也还存在异常复杂的因素，但鲁迅的历史视野和文化判断已经和当下有 了巨大的差异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鲁迅开始成为一个具有绝对意义的文化经典，而不 再是现实中的具有巨大作用的人物，他已经成为和屈原、李白、曹雪芹一样的中华文化 的历史性的象征，而不是在现实中的精神导师，他已经复归于文学史，已经被当下的全 球化的新的中国的现实所超越。其实，这并不是鲁迅的历史悲剧，相反，恰恰是鲁迅本 人的期待终于在中国的历史中有了一个新的展开的结果。许多研究者曾经热切地指出， 鲁迅自己具有深刻的“历史中间物”的意识，他所渴望的是被未来所超越。但处于“现 代性”的话语之中时，我们所执着的却是鲁迅的不可超越，以至于出现了中国“新文学 ”的最大的悖论，就是中国“新文学”的起点就是它的顶峰，我们越是执着于“新文学 ”，越是发现五四的绝对性，五四就变得不可逾越和不可反思。人们持续地叙述“五四 ”的不可超越，但恰恰是五四的伟大先驱者们自己时时在强调自己的必然被超越。我们 往往误认这是他们的崇高的自谦，更加证明了他们的伟大，却从来没有想象过这的确是 他们对于具体的未来现实的思考，也从来没有想过真正将他们的预言在现实中实现。我 们在执着地继承“五四”的时候，恰恰正好造成了对于“五四”的根本精神的背离。我 们往往躺在鲁迅这样的文化巨人的身上失掉了面对新的话语和新的可能的愿望。面对新 的文化和社会状况，我们往往愿意回到导师指引的方向寻求对于现实的解释，而不是按 照导师当年的创新的勇气和面对新状况的灵活性来作出反应。于是，我们常常将“五四 ”的理想彻底的乌托邦化。我们在呼唤“五四”理想的实现，在现实中寻找这种实现的 可能。但我们的认知却是鲁迅的不可超越和“五四”传统的不可超越。于是鲁迅和“五 四”成为了一种绝对的标准。鲁迅既是中国“新文学”起点也就是中国“新文学”的最 高峰，于是中国“新文学”有一个和鲁迅曾经期待的“进化论”相反的“反进化论”的 进程，我们的“新文学”在鲁迅之后就开始了一个“退化”的进程。我们发现中国“新 文学”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宿命的自我想象，这个想象就是“新文学”在它的开端就已经 获得了自己最完美的代表者，从此直到今天，“新文学”无论作出何种艰苦卓绝的努力 ，也根本无法从鲁迅的巨大的光芒下超越。鲁迅的不可超越的绝对的伟大和鲁迅自己的 对于后代人超越他的期望之间的反差一直是中国新文学的最为难以化解，却又让人置若 罔闻的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