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披露与怀疑的自觉 在许多年里，我们一直在发问，中国当代文学何以走向世界，我们也一直在批评，中 国作家缺少深刻的思想家的气质，缺少对于现实、历史和心灵的冷峻追问，缺少在人性 和形而上层面上的怀疑和追寻。是的，一个作家对语言叙述、人物塑造和情节铺排的艺 术水准，在达到相当的程度之后，衡量其作品的另一尺度就是其中所包蕴的思想情感含 量，它所能带来的认知启示和心灵的冲击力——尽管说，当下的许多文学作品都以休闲 化、娱乐化的面目出现，“戏说”和“大话”风行一时，文化快餐大行其道，后现代主 义的解构深度、消解意义，则似乎在宣告着思想的执着、认真和深刻询问的幼稚和过时 。但是，那些彪炳世界文坛的文学大师，那些辉耀一个民族以至世界文学史的皇皇巨著 ，谁能否定其深刻而独特地表现出作家鸟瞰生活的博大襟怀和对人的存在的独特思索呢 ?在特定的意义上说，文学最深刻的力量所在，就在于对人的精神境界的拷问，对人的 心灵世界的深度展现。鲁迅曾经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手记，阐释对于现实的忠实描写 与灵魂拷问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完全的写实主义在人中间发见人。这是彻头彻尾俄国 底特质。在这意义上，我自然是民族底的。……人称我为心理学家(Psychologist)。这 不得当。我但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即我是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的。” 鲁迅对此阐发说，“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 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 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 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但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 ’”(注：《<穷人>小引》，《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卷，第103 —104页。)。鲁迅自己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伤逝》、《祝福》等，之所 以高出同时代人的创作，就在于许多作家在忙于揭露现实社会问题抨击时弊之时(如叶 绍钧《这也是一个人?》所揭示的贫苦人家少女的非人生活状况，郑伯奇《最初之课》 所展露的留日学生亲身感受到的日人对华人的民族歧视)，鲁迅却超越于诸多似乎迫在 眉睫的社会问题之上，而对国民灵魂进行深刻展示和无情拷问，不断地发问：“从来如 此，便对吗?”“娜拉走后怎样?”“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灵魂的?”即便是令 鲁迅刻骨铭心的“示众”情结，表现在他的小说中的，并不是日俄战争期间中国人冷漠 地围观同胞被杀的场面，而是经过内在的艺术转换，转化作华老栓父子的奴隶性愚昧、 阿Q临刑前游街示众时观看者和被看者的荒诞。跨世纪之交在中国影响颇大的捷克作家 米兰·昆德拉说，从塞万提斯、卜伽丘到卡夫卡、布洛赫，一以贯之的文学传统就是对 于不同时代的人们及其生存环境的执著追寻。昆德拉自称他的创作是对于存在的诗意凝 思，是对于人的存在的严肃的质询：“整部小说都不过是一篇长长的询问。沉思的质询 (质询的沉思)是我所有小说赖以构成的基础。”(注：米兰·昆德拉《关于小说艺术的 对话》，艾晓明编《小说的智慧——认识米兰·昆德拉》，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第33页。) 这样的富有思想深度追求的文学观，对于当代中国作家显然是富有启迪性的。王安忆 在解读包括昆德拉《玩笑》在内的一批作品时，就把“怀疑”作为文学的一种气质，并 且分辩说：“我觉得‘否定’要比‘怀疑’低级，不如‘怀疑’高级。对否定，因为你 是天，我就是地，它有一个参照，由此说来，否定也是在被约束的、被左右的前提之下 才成立的。有正才有否，‘否定’也是受规定制约的，实际上是遵从了这个规定然后去 否定。我站立的位置总是和你对立，只需要不满和愤怒作冲动，就可激发它，推动它， 使它操作起来。而怀疑就不是这样了，它比较复杂和困难，虽然看上去要温和得多，不 那么激烈、强烈，但包含的内容复杂得多，含有思考。怀疑是很不容易做到，这之中怀 着一种痛苦，非常难言的痛苦，它不知道不要什么，也不知道要什么，处在非常大的难 言之中。”(注：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第27—28页。)否定是情绪的对立，怀疑是思想的痛苦；否定是简单的评判，怀疑是 复杂的追寻。在特定意义上而言，王安忆发表于90年代初的《叔叔的故事》，一个质疑 和消解“落难右派”的英雄神话的中篇小说，正是当代文学中这种怀疑精神的最初之作 吧(注：我在这里采用“怀疑精神”一词，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怀疑精神是拷问灵魂的 初始，但是与后者还有一定的距离，尤其是像鲁迅所描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不但 要拷问出“清白下面的罪恶”，还要拷问出“罪恶下面的清白”，那是一个极为深刻、 极难企及的高度，刚刚开始以怀疑的目光看待世道人心的中国中青年一代作家，距离这 一标高还相去较远。)。 哈姆雷特精神的中国凝聚 怀疑精神的自觉，与之相应的是一批富有怀疑精神的文学人物的产生。这突出地表现 在潘婧《抒情年华》中的J，郭小东《中国知青部落》中的肖邦、李斯特，宁肯《蒙面 之城》中的马格等作品主人公形象上。这些人物，他们分别活跃在70、80和90年代，并 且在不同的空间中穿行和流动，但是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却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只有经历 过大悲大喜、至爱至痛，阅遍世事沧桑之后，只有经过一次次地追求和幻灭、迷惘和虚 无之后，能够体会“天凉好个秋”的意蕴，才会获得超越有限的生活表象的思考能力， 像哈姆雷特那样，从优越至尊的地位、知识海洋的畅游和爱情的憧憬、皇冠的期待之中 ，一落失势千丈强，经历了人生最高点和最低点的体验，具有哈姆雷特的怀疑和思索气 质的人物，才会在文学的人物画廊中浮现出来。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正是在经历过80年 代之初的政治反思、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寻根和90年代市场经济的洗礼之后，在跌宕起 伏的时代风云和甘苦备尝的内心经验交织，痛定而思痛，热极而冷凝，才会产生思想和 情感的升华，才会仰望那辽阔的星空和形而上的境界，才会怀疑和质询生命和历史的根 本命题。“从他一对暗黑眼睛里射出来怀疑的眼光，在向人们、向世界、向事物问询， 仿佛他要探究出生存的最深的理由来。……他觉得人生是十分卑鄙无聊。任何可能有的 生存的目标都是琐碎而无价值的，就像造化的恶作剧那样地毫无意识。他看见人们平常 那些小小的挂虑和悲戚，他们为了掩饰自己的弱点所作的种种姿态，他轻视他们那些装 模作样的丑态。”(注：鲁多夫·洛克尔《六人》第三章《哈姆雷特的路》，巴金译， 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66—67页。)德国作家鲁多夫·洛克尔所描述的哈姆雷特的“怀 疑的目光”，在当前的中国文坛也开始成批量地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