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七年文学”(1949—1966)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直线流程的集中书写，在这“十 七年”中，作家们努力想成就一个提供中国现代化方案的大文本。但由于其中隐匿了“ 城市”这一现代化的关键词，文本的性质变得暧昧起来。城市的隐匿使“十七年文学” 文本未能展现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转型的复杂场景，略去的是人的现代生成。在审美品格 上，“十七年文学”表现出对“理想”、“英雄”、“真理”、“规律”的巨大热情， 在某种程度上由现实主义滑落到了古典主义。 一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心从 农村移向城市，要学会管理城市。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新中国的应用也促进了新中国工 业化道路的选择。从文化形态上来看，工业化带来的必将是向城市文明的转型。 城市文明取代乡村文明，是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过程中文化变迁的经典模式，文学 在城市文明前行中也获得了生存、拓展、繁荣的契机。且不论明末清初资本主义的萌芽 对中国白话小说创作的推动，即就“五四”新文学而言，它就是由“市民阶级”领导的 。“五四”文学的现代城市文化性质，是与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五四” 时期城市、乡村文明的比照，使作家对乡村的书写有了一个新的文化视角，乡村相比于 城市虽有纯朴、明净的一面，但城市文明的烛照也突显了乡村封建文化的愚昧、落后和 非人性，这新的视角在小说文本中具体为知识分子视角。这一视角的存在，使得作品不 仅对乡土的风俗人情进行非功利的审美观照，而且文本中流露出对下层农民的深切同情 ，并同时批判了他们身上的文化滞后性因素。这使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乡土文学作品 ，无论就其艺术审美性还是其文化深厚性来说，都呈现出比较高的水平，并站在了鲜明 的人道主义立场上。 这一创作视角，在赵树理的乡土小说中被置换了。赵树理自觉放弃了知识分子视角， 采用农民视角，他的小说由此表现出“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 的文化”，今天看来，农民视角的采用使得赵树理作品的文学性受到了损害。不过他也 确实由于这一视角的运用，发现了极有意味的“中间人物”，这是以往知识分子视角下 的一个盲点。可惜赵树理的作品，在原“解放区”方向性的意义仅突出地表现在政治服 务性功能方面，他笔下的“中间人物”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原“国统区”的作家在 战争的形势下对农民群体有了新的理解，他们沿着“五四”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倒是 从另一个角度深刻地切入了“中间人物”，揭示了这些苦难的人们“被奴役的精神的创 伤”。1949年后原“解放区”文学唯一“合法性”地位被以政治化的行政方式确定了下 来。原“国统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勉为其难地实现着创作转型，其中绝大部分由 此步入创作低谷，不少作家甚至放弃了创作。特别是，60年代初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 ”受到批判，这表明当时已经不允许表现农民滞后性因素，知识分子在城、乡比照下， 对农民的文化批判就更被禁止了。“十七年”乡土文学作品中城、乡比照的视角完全被 取消了。离开了“城市”的比照，乡村便失去了其特有的内涵，“十七年文学”中城市 的隐匿首先表现在它作为打量乡村的参照物这一角色的丧失。 “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的隐匿更表现为城市文学的稀缺。“十七年”的中国文坛，原 “解放区”作家占有着主导地位，他们这些人熟悉的是农村生活，在他们思想深处文艺 为人民服务被理解成为农民服务，他们多年来追求的文艺大众化，更确切地说是文艺的 农民化。这两方面决定了他们的笔往往滞留在农村生活这一素材域中，而对他们身处的 城市缺少必要的反映。即使是一些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城市空间”也被简约为“工 厂”这一斗争资本家的场所，且这些作品中的情感抒发方式、道德体系、价值取向、文 学想象方式等完全束缚在乡村文化范畴，反映的是作家们的乡村情结。 二 “十七年文学”中，当然也有个别注意呈现“城市空间”的作品，像《上海的早晨》( 第一、二部)就是“十七年”城市文学中相对较好的一部。不似同类题材的作品将城市 “车间”化，这部作品中非常难得地出现了“名车”、“花园洋房”、“舞厅”、“西 点”等现代城市意象，作品渲染出城市富有阶层男女的颓废色彩，这是“十七年”同类 题材作品中所没有的，在这一点上，它比较像茅盾的《子夜》。茅盾在《子夜》里，对 都市里金钱、权力、色相所构成的巨大诱惑，以及人无力拒绝诱惑而表现出的颓废倾向 ，作了精彩描绘，这使得该小说虽存在着受到政治因素干扰的局限，却仍不失为一部好 的城市小说。在《子夜》中作者强烈的都市文化意识成为小说中诸多城市意象的灵魂。 《上海的早晨》虽然在某些方面与《子夜》相似，但作者表现出的仍是乡村文化意识 。首先，在这部小说里作者将乡村阶级斗争的场景简单化地位移到城市。文本中同时展 开的是“城市”、“乡村”两条线索，在《子夜》里从乡下来的吴老太爷、四小姐对上 海的打量构成审视都市的“他者”视角，它突显的是城市本体，但在《上海的早晨》中 “乡村”的设置却不是以文化参照物为目的，而是呈现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以对应于 “城市”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斗争，共同演绎旧中国将人变成鬼、新中国将鬼变成 人的故事。地主和农民的矛盾与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不同阶段的存 在物，它们并不能简单地等同起来。小说中这样的安排，恰恰说明了作者无法突破原有 的价值判断体系，在一个新的层面上理解资产阶级和工人的矛盾。也就是说，《上海的 早晨》虽同时展开了“城”、“乡”场景，但他笔下的“城”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乡 ”的空间迁移而已。所以作者对城市资产阶级本质特征的挖掘，只是照搬了以往对地主 阶级贪婪、自私、凶残、不择手段等特征的概括，冠之以“贪得无厌”和“唯利是图” ，对资本家简单化的读解造成了小说中资本家人物形象的单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