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命题的缘起 众所周知，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经历过两次转型，分别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 初、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为界标。一般认为，第二次转型一直延续至今，且将会持续 相当一段时期，因此这次文化转型又被笼统地称为“世纪末文化转型期”或“世纪之交 文化转型期”。不过笔者经过较为细致的考察发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 ，无论在大的文化语境还是文学思潮上，都有一系列新的变化。尽管其新变往往非常微 妙乃至容易被论者忽略，但其嬗变律动与其实质指向都与九十年代的文化/文学思潮表 现出本质的区别，因此我认为世纪之交以来的新世纪文学正在经历继“文革”结束、九 十年代初之后的“第三次转型”。 第一次转型的思想标志是“思想解放运动”，历史事件标志则是“四人帮”的垮台与 “文革”的结束。新时期文学承担着“人的觉醒”的历史使命，向着“五四”和“传统 ”两个方面寻找思想资源，涌现出“伤痕”、“改革”、“寻根”等文学潮流，审美意 识也呈现出一定的“悲凉”色彩。第二次转型以“八九风波”、“南巡讲话”以及“人 文精神大讨论”为标志，此次转型在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技术化以及思想观念等 各个层面为世纪之交转型奠定了基础。而经过一个阶段日新月异的发展之后，上述各层 面在世纪之交均达到较高水平，更为关键的是它终于带来了历史文化语境的“质变”性 的演进：其一，大众传媒与文化工业迅猛发展，其霸权地位由初步确立到稳固，尤其网 络技术在世纪之交的普及流行更为此期文化转型增添了动力。其二，作为现代化最显著 的表征，城市化有了长足发展，1990年我国城市只有四百六十七个，1999年则达到六百 六十八个，而全国城市人口则从1990年的一亿一千八百二十五万增加到1999年的二亿三 千万。与此同时，城市群、城市带也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京津唐、长江三角洲、珠 江三角洲、京广、津沪—沪杭、京哈等重要铁路沿线以及长江沿岸逐步形成并扩大(注 ：此处数据参见薛小和《城市化道路怎么走?》，《经济日报》2000年5月19日。)。其 三，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同时，兴起于1994年左右的消费主义思潮至世纪之交已蔚为大 观，整个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耐用品生产和消费时期。在这个时期，耐 用品的生产和消费开始成为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消费则退居次 要的地位，“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阶段转向耐用品消费阶段，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会 发生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如果不能妥善地处理这个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就会酿成某 种危机”(注：参见《关注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新变化——社会学者孙立平教授问 答录》，《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近年来有些学者开始意识到，二 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就是西方世界由生活必需品阶段转向消费品阶段引发的， 而这种转换也是世纪之交社会转型的重要表征之一。 很多对“市场化”、“全球化”发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也在世纪之交出现 或者实现，诸如“入世”、“申奥”、“世界杯出线”以及“西部大开发”等，而最近 “神舟五号”的升空更预示着我国现代化水平和综合国力跃上了一个新台阶，更为全球 化合作提供了新的历史舞台和契机。在这样日益强大的“发展”潮流中，大多数人包括 知识分子由不习惯、不适应到逐渐适应乃至浸淫日久，全球化呼声成为主流。1997—19 98年发生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但是后者套用西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与 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不贴合，也不符合主流思想；而自由主义思潮的兴盛却是有目共睹的 。虽然“九一一”、“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以及“伊拉克战争”等事件一度使不少 人对英美民主产生一定怀疑，但是无可质疑的事实是，向着西方一边倒的全球化浪潮丝 毫没有减弱的迹象，这样一来反而更显示出西方话语的强大。SARS的突如其来与不可预 料，几乎可以看做是“个人主义”在消费时代式微的一个警示与象征。上述种种预示着 新时期以来的社会历史进程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或正在发生着新变，社会文化进入了 新的转型期。对世纪之交文化与文学的这一次新的转型及其内在脉动进行探讨，有利于 对新世纪文化与文学的发展态势与走向作出更理性而冷静的判断。 一、文化转型：从“多元”到“断裂” 如果要给世纪之交以来的文化转型做一个概括性描述，那么我认为其核心表征就是从 “多元”走向了“断裂”。为什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多元化”格局在世纪之交 成为一个夭折的乌托邦而最终走向了“断裂”呢?与一般学者所谓的社会统一论不同， 丹尼尔·贝尔否认把社会视为磐石一块的整体观：“不管这种蛛网概念以往是否有理， 我认为目前它已站不住脚了”(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54—56 页，第83页，三联书店，1992年。)，因为现代社会“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经 济技术体系、政治与文化这三个特殊领域服从不同的轴心原则，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经 济结构与文化之间的矛盾，前者受制于一种由效益、功能理性和生产组织之类术语表达 的经济原则，后者则趋于混杂，深受反理性和反智情绪影响(注：丹尼尔·贝尔：《资 本主义文化矛盾》，第54—56页，第83页，三联书店，1992年。)。回顾中国现代文学 的发展历程可见，经济与文化的不均衡或者说不一致性曾经初露端倪，这一点也曾受到 质疑。比如李欧梵认为中国只有启蒙现代性而没有对其进行反思的审美现代性，夏志清 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直言：“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现代，不过是因为它宣扬进步 和现代化不遗余力而已。”这种观点无疑出于统一社会观。建国后，在计划经济模式下 ，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一度呈现出高度的同一性，经第一、二次转型后，这种同 一性在一定程度上遭到消解，文化不再简单地从属于或者对应于某种政治经济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