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要谈的，属于文艺问题，并非直接的政治问题。倘要谈政治问题，有什么理由 写“从鲁迅到毛泽东”这样一个题目?然而研究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发展，它却是一个重 要的题目。因为，这一变化，不仅仅表现了中国现代革命文艺思潮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 ，而且其发展取向，包含着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局限性的统一。 1 中国现代革命文艺思潮，一直是在同自由主义文艺思潮的比较中发展的。自由主义文 艺思潮成分复杂，艺术倾向乃至政治倾向各异。革命文艺思潮也不单一。它一开始，就 反映着当时一些在实际的革命运动中的知识青年，和倾向革命的文艺青年，对文艺的要 求。他们把实际的革命运动放到第一位，认为必须有配合革命的文艺，或者说文艺应当 配合革命。这样的文艺思潮，是革命的知识青年的思潮，呼唤革命文艺、呼唤革命的思 潮。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打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旗号的，仍旧是革命的知识青年。他 们从苏联和日本受到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熏陶，创造无产阶级文学的自觉性得到了 进一步的提高，同时也学来了文艺上机械论、庸俗社会学的东西。接下来是30年代左翼 文艺运动，这时情况有一个重要变化：彼此对立的政党，都开始注意用文艺作为斗争的 武器；左翼文艺运动就是共产党领导文艺所形成的运动，因此具有了更加鲜明的政治的 、党派的色彩。但当时毕竟如鲁迅所说，是“智识的青年们意识到自己的前驱的使命， 便首先发出战叫”(注：《二心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所以作为 这个运动基础的文艺思潮，仍旧是知识分子的思潮。而鲁迅却是完全独立地走到这个运 动里来的，他的文艺思想也是独特的。当然，这里前提还在于左翼文艺运动所反映的思 潮的知识分子的特点，否则，鲁迅对它大约会是望而却步，未必就迈步进入。 鲁迅怎样走进这个运动里?他的文艺思想又独特在什么地方?问题还须从他的启蒙主义 谈起。而这似乎已经谈得太多了，无须再啰嗦了，其实不然。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 者们给予了鲁迅的启蒙主义以极高的评价，他们强调鲁迅关于“人”、“立人”的思想 的意义，认为这正是鲁迅全部思想的精华、核心和灵魂。这是他们从现实得到了深切的 感受，然后回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所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极有道理的。但在论述中也 有一些观点值得商榷。比如，不久前一位研究者说：“诚如鲁迅青年时代就已说过的： ‘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由这样的精神自由、个性自觉的个体组成的群体，才 能是真正团结、稳定的。而由蒙昧、盲目的奴隶组成的群体，无论怎样强行统一，都只 可能是可悲的奴隶群，不可能真正强大、稳固。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是20世纪中国惟 一一位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家和文化伟人。鲁迅的最大价值正在这里，他最大的痛 苦也正在这里。”(注：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版，80 8页。)这段话对蒙昧、盲目的奴隶群体的揭露和批判，有其深刻性。但把鲁迅说得“空 前绝后”，至少在20世纪已经“绝后”，就是说，20世纪只出了一个，21世纪能否再出 一个尚不得而知，这样鲁迅岂不又类乎“神”?然而，倘说真正懂得“人”和“立人” 问题的重要的，只有鲁迅，后来还有不多几个鲁迅的忠实信徒略窥门径，这个问题，又 何以如此之“玄”呢?在这位研究者笔下，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改革运动，甚至现代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跟“人”和“立人”的问题，似乎不发生任何关系；它们“不过 是争夺一把旧椅子”(注：这位研究者引用的是鲁迅在《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中 曾经打过的一个比方。鲁迅原文是：“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 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 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对于“人”和“立人”问题的解决，倘有什么意义 ，也全在消极方面。于是鲁迅的思想便成了一种完全离开现实的存在，但它却又是“顶 峰”!但先前靠鲁迅和他的几个忠实信徒，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今天靠几个研究 鲁迅的学者专家，哪怕是“陪鲁迅一辈子”的专家，问题就能解决么? 还有研究者从另外的角度谈问题，提出在文化艺术当中，要“分清生命的语境和国家 的语境”，强调“这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东西”，“生命的语境大于国家语境和历史语 境”。而鲁迅则被他引为同调，树为旗帜。他说：“我们的庄子，他讲的是自然语境， 讲究生命与自然相接，与天地宇宙独往来。中间没有国家、概念、主义等中介物。这样 才能得大自在，才可能‘逍遥游’。鲁迅所讲的如果没有天马行空的大精神就没有大艺 术，所谓‘天马行空’，也是‘逍遥游’，也是大生命的语境。王国维把中国文学分为 《红楼梦》境界与《桃花扇》境界。前者是生命、宇宙境界；后者是国家、历史境界。 庄子，王国维，鲁迅都把生命、宇宙境界看成自由语境，都大于国家、历史语境。”( 注：刘再复语，见方海伦《走出民族主义》，《艺术世界》2002年6期。)然而，“国家 、概念、主义”，都是现实的东西；所谓“生命”，不能不是一定的国家里的生命，一 定的概念、主义下的生命，它离得开这些现实的东西么?能越过这些“中介物”么?也就 是说，人生活在历史中，不可能离开具体的“历史的语境”谈什么“生命的语境”；世 界划分为国家，想离开“国家的语境”谈“生命的语境”，同样不可能。这里一些本来 大体上还是清楚的关系，因这位研究者而陷入混沌。鲁迅更是遭到了歪曲。要知道，当 鲁迅指出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的时候，他感到悲哀的正是当时中 国精神的萎靡锢蔽；所以，鲁迅是把获得这种“大精神”，跟国民性的改造、国家的振 兴联系在一起的(注：鲁迅的原话是：“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 但中国现在的精神又何其萎靡锢蔽呢?”见《译文序跋集·<苦闷的象征>引言》。)。这 位研究者在上面的话里没有直接谈到人的问题，但他又说：“当时梁启超讲国民是从群 体的角度上讲，但是他意识到这一点，已经很不简单。他主张‘新民说’，有新民才有 新国家，当时他所讲的‘民’是指国民群体生命。到了五四运动就从群到己，所以五四 的功劳是关注‘己’，突出个体，突出个体生命。这一点是跟明末相接的，五四运动一 开始就是批判国家偶像。陈独秀，周作人，郁达夫都批评过。可惜五四关注个体生命的 时间不长，个体生命问题很快又被国家救亡问题和社会合理性问题压倒了。”他指出梁 启超讲“民”和“五四”讲“人”的区别，是正确的。但他忽视了一点：所谓“社会合 理性问题”，并不是到后来，才和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国家救亡问题”一起提出来；事 实是，新文化的先驱者们一开始，就认为所谓“个体生命”即“人”的问题，是社会问 题的核心，其根源，正在社会的不合理，无论鲁迅还是胡适，都是如此。以致在他看来 ，新文化运动只不过是“从群到己”，而这乃是实现一种非现实的“人”的理想途径。 可惜此路不通，于是他感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从审美内涵来说只有‘社会，国家 ，历史’维度，即只有《桃花扇》维度，而缺少另外三种维度：第一是叩问生命存在意 义的维度；二是叩问超验世界的维度；三是叩问大自然与生命自然的维度。即缺少《红 楼梦》的维度。”(注：刘再复语，见方海伦《走出民族主义》，《艺术世界》2002年6 期。)但这又使他陷入了矛盾：不是还有鲁迅么?不是鲁迅和庄子、王国维一样，“都把 生命、宇宙境界看成自由语境，都大于国家、历史语境”么?而且，在中国现代，只有 鲁迅如此，这样鲁迅就又是高踞于某座思想“顶峰”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