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小波的热切接受，从其离世前一段时间算起到2002年“五周年祭”，前后五年时 间过去了。时间并未使问题及其关联的种种结症得以解决，甚至连那些问题本身也未能 一一呈现出来。重新阅读王小波就是为了尽可能充分地将其中牵连的关系抽出来，以使 一个完整画面的轮廓能较清晰地凸现出来，而不是被时间轻易抹去。 王小波生前落寞身后繁荣的整个过程中，知识界(注：王小波身后受到思想界的极大重 视，他们反复凸现王小波的“自由撰稿人”、“知识分子”、“自由主义思想家”、“ 启蒙者”等等形象和身份，他作为小说家的身份被有意无意的“遮蔽”掉了。)和媒体 一直作为一种很重要的力量参与了对王小波种种身份的想象和书写，本文将着重考察“ 媒体”对王小波的塑造过程。先将这里所说的“媒体”做一个大致的范围界定。照理说 ，一切旨在传播各种信息的中介手段都可简约地称为媒体，包括知识精英发表学术文章 的专业刊物也应属于“媒体”范畴。但总的说来，这类专业性“媒体”，其作为媒介的 性质、信息传输者的身份以及所要面对的传播受众等诸方面的特性，都与我们通常所说 的现代“传播学”意义上的“媒体”大不一样。具体说，前者的主要功能在于知识生产 和精神传承，传播主体主要是一些学院和研究机构的人文知识分子，其传播对象也大都 集中在相对狭小的专业领域中，属一种“小众媒体”。而后者则是典型的“大众媒体” ，是现代化进程中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居民的构成成分不断变化等因素带来的必然 选择，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天然的商业属性。 本文所要论述的“媒体”主要是指都市里的“大众媒体”。当然，事情并不像上面分 析的那样泾渭分明地摆在我们眼前，知识分子借助他们手中的“媒体”参与了对王小波 神话的建构，在接下来梳理大众媒体对王小波的想象书写过程中，我们还能不断看到精 英知识分子们的影子在那里闪动。 一、王小波之死与媒体的暧昧态度 王小波去世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有近百家媒体对王小波逝世及新书出版予以评介或 报道，但很大一部分属对外宣传媒体或者港澳台、国外的媒体，而且所发消息基本上都 集中在对事件的客观陈述和报道上。根据这种情况，大致可以判断，各媒体对待王小波 逝世这件事都还显得比较小心谨慎，与后来对王小波的“过度阐释”中“传媒批评”的 热闹和自信比起来可谓大相径庭。这种姿态的前后巨大差异缘何发生?这可从所谓的“ 传媒批评”(或“媒体批评”)的特征说起。 “媒体批评”主要指“以大众传媒(包括杂志、报纸等传统的印刷媒体和电视、互联网 等电子媒体)为载体、以普通受众为对象的批评，媒介与受众的限制也规定了这类批评 内在的商业属性”(注：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 》，第23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对于那种甚少与其他力量纠结在一起的纯 商业性文化事物和现象来说这一过程容易得多，但对那些与主流意识形态构成某种复杂 的纠结关系的文化现象，媒体通常缺乏判定信心，往往先要观望一段时间，根据其他方 面对该事物的反应适时适地地做出态度的调整，采取继续沉默或变本加厉的迎合的策略 。正像一位学者说的那样，“传媒批评”常常“有必要请出一些严肃的知识分子来加盟 ，利用他们的精神资源，同样达到进入传媒宣传、制造利润的目的”(注：陈思和：《 传媒批评：一种新的批评话语》，收《谈虎谈兔》，第38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 001年。)。知识分子的加盟对传媒来说只是一种手段，“利润”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 此外，若从“文化生产”的“筛选”机制来看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美国人戴安娜·克 兰曾论述过，“精英分子”对于某部著作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些书将会引起 激烈争论”，“为了跻身于声名远扬的畅销书行列，一部小说至少得赢得其中一些批评 家的赞许”。意味深长的是，克兰也将之视为一种“把关”的过程，“实际上许多把关 系统是由一系列阶段组成的，在这些系统中，文化生产者在前一阶段的成功对于以后阶 段的成功至关重要”(注：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第76、78 页，译林出版社，2001年。)。 媒体一段时间内对待王小波之死的小心翼翼或暧昧的态度也可作如是观。“学者”、 “自由撰稿人”、“文坛外高手”这些在王小波生前就已获得的还显粗糙的概念(称谓) 是如何统一在王小波身上的?它们之间通过怎样的平滑过渡才能顺畅地用来解释王小波 的种种身份?这些问题当初还没有机会展开，但这几种概念——“能指”之间隐隐包含 的矛盾和相互消解的解说方向从一开始似乎就注定了王小波及其写作不能单纯的被纳入 到“文化商业”的范畴中，概念群隐含的与主流意识形态间的背离因素使媒体很难在一 瞬间做出适当的反应，它们必须借助另外一些解释手段完成其“传媒宣传、制造利润的 目的”，于是通过专业角度进行先期解释就成了一种必要的途径，知识分子的介入也就 顺理成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