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65(2004)03-0050-04 这个自古以来就有的职业——农业劳动，以及被紧紧捆绑在这个职业上的农民，就像 无休止向山顶推动那块硕大无比巨石、以及推动这块巨石的西绪弗斯一样，预示着农民 人生命运的悲苦与历史重负的酸辛。这不禁让人想起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 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里的百姓恐怕是指那些脸朝黄土、背朝天 的农民。阿Q、祥林嫂、七斤、闰土、老通宝、“进城打工”的骆驼祥子、上城做小买 卖患重感冒住进高级宾馆花掉两顶帽子钱而惶惶出汗的陈奂生、大夏天里还穿着开了花 的破棉袄说几句话就摸一把呼噜呼噜鼻涕的彭细宝(韩少功《故人》)、在烈日暴晒下进 城打家俱吃馊了的大饼就五分钱咸菜喝着不花钱凉水的强发(王蒙《灰鸽》)、以及赵本 夫小说《名人张山》中“这驴日的”张山……无不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这些最基层的也是最低下的人们，无论什么时候都生活在饥渴而顿踣、“哗然而骇者 ”的境遇里。然而尽管如此，他们无可回避地还要承负起历史前进的重担。我们承认也 好，不承认也，而这些穷苦老百姓自觉也好，不自觉也好，他们都是重要的社会成员， 苍天赋予了他们“义不容辞”的悲苦人生命运和酸辛的历史角色。 他们一生中都在饥寒交迫的境遇里苦苦挣扎，每天都要考虑吃了上顿，下顿的着落在 哪里?为了生计，他们不得不夜以继日的苦苦劳作。作为贫雇农的阿Q，人家要他“割麦 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否则，他就会出现生计问题。当阿Q向吴妈非分 求爱，挨了赵太爷的大竹杠，被赶出赵家大门，再也不能到赵家舂米打短工了，因而失 去了生活来源。“酒店不肯赊欠”，管土谷祠的老头子，“似乎叫他走”，“似乎许多 日，没有一个人来叫他打短工，……却使阿Q肚子饿……”没有办法的阿Q，只好到庵里 去偷萝卜充饥，被老尼姑斥责，被庵里的黑狗追咬，屁滚尿流地逃出尼姑庵。《故乡》 则通过主人公闰土的生活变化，典型地反映了农民经济地位的低下和困窘。少年的闰土 是那样的神采奕奕，但是成年的闰土，在生活的磨难中，在“多子、饥荒、苛税、兵、 匪、官、绅”的重重重压下，“先前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 ……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缩着。”而那手“却又粗笨 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像阿Q一样，闰土也是连起码的衣食要求也被剥夺。在鲁 迅的笔下，农民形象，比如七斤、爱姑、祥林嫂等都是这样衣食无着，困顿窘迫的悖逆 而悲苦人物。鲁迅对农民是不陌生的，鲁迅在他的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的《自序》 中就曾说过，他经常在农村外婆家居住，“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 毕生受着压迫，许多痛苦。”新时期以来，文学艺术恢复了现实主义的本来面目，小说 创作也从各个方面展现了广大农民生活的困苦与窘迫。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路 遥的农民小说，尤其是高晓声的《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以及工蒙的《灰鸽》、 湖南作家韩少功的《故人》《爸爸爸》都可以使我们领略到作家们创作的这一美学意绪 。《故人》中的彭细保，是一位老贫农、老共产党员，他大夏天里还穿着开了花的破棉 袄，说几句话就摸把呼噜呼噜的鼻涕，目光呆滞，漫不经心。当他明白了站在自己面前 的人，是自己文革中打断胳膊、土改时砍了他父亲头、回国探亲的大富翁余二的时候， 发出了不是人声的嘶喊，“余二，你不要走，我还有四个娃崽要吃饭哪?”是呼救、是 乞讨，是求仇人施舍“一杯羹”。可能都是，这就可怜之至，从中不难看出这些人生活 的磨难、饮食的艰苦把一个人的意志、尊严扭曲成人不人、鬼不鬼的悲惨结局。这是农 民人生命运的第一层悲苦。 不仅如此，他们的性爱生活也很窘迫，阿Q捏小尼姑的脸蛋，跪在吴妈面前求爱。阿Q 的学说是：“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男人；一男一 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实际上这是一个人对性生活的强烈要求，是一种扭 曲的非分遐想。但他的性爱在哪里?有的只是干渴难耐，这也足以看出这些农民性爱生 活的不全面和畸形发展。《灰鸽》中的强发为什么穿着四分五裂的塑料凉鞋，喝着不花 钱的凉水，在炎炎烈日下辛苦的打家具挣钱，不也是为了令人想死的“小嘟嘟嘴”的彩 云，然而也不过空想而已。其他像阿Q、强发一样的悲苦而窘困的农民，性爱生活就那 样和谐与满足?陈奂生看到招待所开票的并不见得漂亮的姑娘不也暗暗认为真是“绝色 ”吗?可想而知，其中他们的性生活会有多少干渴、贫乏和畸形啊!从某个角度讲，这些 人失去了作为人必不可少的性生活权利，真还不如动物来得畅快。这是农民人生命运的 又一层悲苦。 第三层悲苦是他们都背负着沉重的文化包袱，在人际环境中由于文化的制约和束缚， 这些农民永远处在一个“二律背反”的矛盾窘境中，这将加深他们悲苦与酸辛的命运。 这文化的涤虫，太奇妙莫测了!它是自然的物质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相互作用下而产生 的“第三世界”。它无形无状，没有空间位置，但它又无时无刻无处不在。人既是它的 主宰，又是它的奴隶。它对人发挥着无以伦比的积极作用，而它又无情无义的摧残着人 的情感、意志，以至于生命之花。人通过自己智慧和双手创造了自己的文化，成为文化 的创造者和主人；然而人又不得不匍匐在文化的脚下，接受它的“管辖”与“喝斥”。 它通过人的感觉、意识，对人的言语行为时时处处进行规范而发挥作用!阿Q、闰土、祥 林嫂、七斤、老通宝、陈奂生、彭细宝、强发等虽然生活困苦窘迫，但他们也像所有人 一样都是“文化”人。生在现实的社会里，就要接受现实文化的制约和支配。从某个角 度讲，任何人都是文化的被动存在物，尤其是这些穷苦的农民们。一方面他们要吃、喝 、性爱，想尽办法来满足个人自然欲望的需要，另一方面还要遵从文化给任何人、当然 也包括这些农民在内的所有人所“制订”的“文明”公约。可是生活的窘迫困苦，又不 能使这些人通过“规范”了的手段来满足个人生存欲望及性爱繁衍的需求。这就使生存 欲望的条件和文化的所谓文明规范产生了尖锐矛盾。阿Q们要有吃有喝，又能够满足性 爱需求就必须违反文化的规范，否则就有生存危机。这就把窘困穷苦的农民置于非常尴 尬的境地。因此这些农民形象在文化的压迫下，几乎都是“二律背反”的矛盾体。虽然 他们“二律背反”的形式不同，但在文化面前无不趑趄、趔趄。阿Q一方面有着强烈的 性爱要求，捏小尼姑的脸蛋，跪下向吴妈求爱，喜欢谁就是谁，以至于她看到男女在一 起讲话以为有“勾当”了，女人在路上走就是想“勾引男人”。这是阿Q强烈性爱欲求 的表现，但是他又要严循“男女之大防”，信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着“合于 圣经贤传”的认知。非常忌讳“假洋鬼子的老婆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处在非常 艰难的窘境中。闰土也“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这是封建的 等级观念作祟。无论闰土还是《故乡》中的“我”都是怎样的艰难啊!从《阿Q正传》到 新时期小说《陈奂生上城》等，许多悲苦农民形象无不受到形形色色文化的压迫。改革 开放使陈奂生解决了温饱问题，又使他有了朦胧的精神生活的欲求，这本来是觉悟的表 现。到城里卖油绳，弄两个零钱花，没想到一场重感冒，住高级招待所，竟然花掉了两 顶帽子的钱。这是他老婆难以接受的，在想办法对付老婆时，作品是这样写的：“试问 ，……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唔!……只要一提到吴书记，说这五块钱还是吴书记看 得起他，才让他用掉的，老婆保证服贴。”当然，这主要体现了领导和群众的密切关系 ，但从另一方面也可看出“父母官”的儒家痕迹。陈奂生要解决回家路上对付老婆的艰 难境遇，还要祭起传统文化的旗子来解决问题。贾平凹的《远天野情》，无论瘫痪在床 的师傅、痴情多意的师娘怎样劝说、创造良好的条件，天狗也难以和师娘睡在一起。为 什么?一是天、地、君、亲、师的文化原因，二是“男女授受不亲”之因。不能说天狗 对师娘没有真情和性爱需求，但是天狗“以礼节情”，“以理治欲”，有许许多传统之 “礼”及“理”告诫他“不能够”，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二律背反”的天狗形象 。在重重文化的压迫下，人处在一个艰难的“二律背反”的窘境中，希冀如此，又不能 如此，而还要非那样不可，这不是令人快乐的事?这些农民不仅要忍受着吃、喝、性爱 困窘的肉体悲苦，又加之以精神和心理的痛苦。农民的悲苦真是雪上加霜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