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炜的《文化的转折》与贺桂梅的《转折的时代》构成了颇为奇妙的互文关系。它 们对“转折”的不同阐释有时能够形成某种互补，有时“关系”又显得极为紧张。两本 书参照来读，会引发读者对所持的不同的文学史观的思考。 程光炜的著作是在“启蒙主义”的文学史框架内展开，他强调的是体制力量对作家“ 主体性”的压抑。这在对“鲁郭茅巴老曹”的“命名”(经典化)与体制化过程中的叙述 中体现得较为分明。如单纯从理论角度来看，这一文学史观念是值得商榷的。但值得注 意的是，在这一现在已受到质疑的文学史框架内，程光炜却做得异常出色。他将其所具 有的理论、历史的合理性发挥得非常充足，因而成为对这一模式的一次深化；甚或还是 一次挽救——也许，“启蒙主义”的文学史模式还没有完全耗尽其历史合理性。程光炜 以他的出色研究为这一文学史观念注入了活力。 程著将“五四”传统看成一个被“当代史”所终结的“未完成的方案”(从中似乎还可 以看到某种“救亡压倒启蒙”的影子)。作者具体而丰富的对历史细节的叙述的确产生 了极强的说服力，但其丰富性——虽然(当然)是经过选择、过滤的——也使其叙述溢出 了启蒙主义的框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程光炜反对程光炜的过程。在愉快地结 束了对富于感染力的程光炜的阅读之后，我不禁还要提出一个问题：在这个历史的“暴 力”过程中，该如何看待和理解众多具有“五四”精神传统的知识分子的与历史暴力的 “合谋”?它能否由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的丧失来获得解释?该如何理解“现代”与 “当代”精神上的内在联系(而不是断裂)?而这种疑问也正是贺桂梅问题意识的一个重 点。在她的解释中，现代或“五四”在40年代以后遭遇到了内在的困境，是“当代”替 代性地提出了更“现代”的想象方式。 对此，我们也可以提出反问：如果说这一历史逻辑在“转折期”曾真实存在的话，那 么，在进入“当代”，随着“一体化”的形成与不断激进化，当代的文学体制也在走向 僵化之时(参见洪子诚著作)，“五四”传统(尽管未必真实存在)是否又构成了对正丧失 活力与合法性的“当代”的某种批判性资源?于是，我们又回到了程光炜，他对作家的 潜在抵抗(郭沫若《蔡文姬》、老舍《茶馆》的创作)的分析值得注意。在这方面，事实 上贺桂梅对丁玲创作的分析与程光炜有很多相似之处。其实，在对作家进行具体分析时 ，贺桂梅并没有贯穿性地坚持她在绪论中提出的这一解释模式(除了赵树理)。或许，她 也并没有打算这么做。 也许，贺桂梅对解释历史的“严密”的逻辑框架还心存疑虑。不难看出，她在对所谓 历史的“决定作用”的处理上颇为谨慎——虽然她仍是一个历史主义者(正如对赵树理 的出色分析所显示的那样)。从一定意义上说，她的文学史描述呈现出某种后现代史学 的色彩，这是一种自反性的文学史叙述。异质性、偶然性因素受到了重视。贺桂梅分析 了思想史、精神史的传统(萧乾、冯至)、个体生命史与文学经验(萧乾、丁玲、沈从文) 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格动力定型或“情结”的潜在制约与影响。 于是，她多维度地揭示了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之中，作家深层的人格、心理等个体的内 在驱动力对他们人生选择乃至历史的作用力——不是以心理主义来代替历史，而是去发 掘这些隐秘的内在驱力与他们人生选择、社会实践之间的曲折关联。它决定了外在历史 过程影响的具体效果及呈现方式，甚至能够使个体沿着切线的方向呈现出对历史过程的 逃逸倾向——历史的巨大引力只是决定了逃逸的姿态与轨迹。历史与个人选择之间的关 系并非必然是本质性的、决定性的，或然的因素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毋宁说，有时 ，历史只是他们人生选择的一个“场”。这对过于机械的历史影响(决定)个人选择的历 史决定论思路是一种有益的提醒与反拨。它提醒我们留意那种历史冲击—个体反应与体 制压抑—屈从或反抗的解释方式及“整体观”文学史方法可能导致的巨大遮蔽性。 从这一意义上说，程光炜的叙述似乎具有一定的风险。它更注重体系、理论的逻辑性 、一致性及理论自身推衍的完整性。历史过程及其影响的统一性、同质性是清晰的。如 果说贺著对文学家命运选择的动力学的解释是“多元决定”的，即更重视发展一种历史 与个体间复杂的互动模式，那么，程著则更专注于对历史过程的巨大力量的揭示，这反 而使他用力比较单纯，能够发现体制运作的策略、机制的重要环节。比如，区别于既往 的启蒙主义框架内对作家命运的解释(强力压制，主体性丧失等)，他描述了在国家体制 对作家“命名”机制的背后，国家与作家之间(包括许广平这样的家属)就现实利益与象 征性利益交换的具体过程和细节，知识分子(士)的感恩心态，以及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 ，他们对社会角色预期的压力的感知和回应方式。可以说，在这一阐释框架内，程光炜 达到自身叙述框架所允许的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