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0—50年代文学“转折”的研究，时下已成为一个普遍关注热点，从文学制度、 社会环境、历史资源、作家心态等角度进行的探讨，无疑会打破那种压制/反抗、强制/ 驯服的二元模式，重构出当代文学“多层次的、立体的”发生图景。然而，有意味的是 ，这项“发生”研究，不仅对于揭示当代文学的内在机制有效，某种历史“反观”的视 野也可能从中浮现出来。因为，在40—50年代这一特殊“节点”上，讨论“转折”的发 生，除了要考虑社会、政治等所谓“外因”之外，对更深层的“内因”的探察，必然涉 及“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复杂关系的考量，这也就是贺桂梅在《转折的时代 》书中提出的思路：当代文学的发生，并非简单是断裂的产物，简单是现代文学被外力 突然中断，而或许是“包含了现代文学内在的自我蜕变而完成的新的断裂和延伸因素” 。这一思路的启发性在于，借助讨论当代文学的发生，现代文学自身存在的悖论或困境 反倒被凸显出来。虽然，“当代文学”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现代文学”的困境， 这一问题还值得讨论，但“反观”的可能已包含其中。 诚如贺桂梅在书中所指出的，新时期以来，依据单纯的文学现代性想象，现代文学在 某种意义上被理想化了。在“重写文学史”颁布的新标准中，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等 级关系，被颠倒过来，审美/政治的二元对峙也由此引申。在这一等级关系中，随着当 代文学的“贬值”，现代文学的价值得到空前提升，但在“理想化”的过程中，现代文 学内在的复杂性，恰恰有可能也被随之简化。这种复杂性的一个表现是，自新文学发生 以来，虽然“应用之文”与“美术之文”的区分已是基本的常识，但文学的“位置”并 没有被妥善的、一劳永逸地安放，在文学和历史之间，某种胶着的、缠绕的甚至是激烈 争辩的关系始终存在。一方面，这是现代文学的内在“困境”与“悖论”所在；另一方 面，“困境”与“悖论”也正是其内在的规定(现代“纯文学”想象，本身就是文学被 边缘化之后一种本能的抗辩)，同时也是其价值和历史活力的来源。鲁迅身上所体现出 的“文学”的那种不确定性、流动性，现在就得到了愈来愈多的理解。在一种本质主义 的文学性想象中，这样的复杂状态自然是无法得到清晰呈现的。而在现代文学史上，无 论是选择“文艺为政治服务”，还是一任“抽象的抒情”，都在某种意义上回避了上述 困境，以“某种相对明朗和单纯的精神体验”，代替了对“胶着”状态的担当。 为了从“困境”中逃逸，“转折”的发生，似乎有了一种内在的必然性。但值得提出 的是，实际上“转折”不只出现在40—50年代，在此之前，现代文学的自我调整、衍变 已经在进行。譬如，较之30年代文学，40年代文学就出现了许多新的面貌。在历史语境 的剧烈震荡之外，变化的产生也源于上述现代文学的内在困境。或不满于既有的文学方 式，或以往的写作资源已经耗尽，不少作家都在自觉地进行另外的尝试，许多新的可能 性由此出现在40年代文学中。在一种常见的叙述中，这些尝试被当作广义的先锋“实验 ”而得到了充分认可，文学之“现代性”(“现代性”往往等同于“现代主义”)似乎在 这些“实验”中得到更突出的体现。但这样一种说法有可能暗中消除“实验”背后的困 境意识，从实际的文本成就看，不是所有的“实验”都获得了成功，相反在一些实验中 ，某种挑战自身极限的挫败，可能更值得关注。贺桂梅在书中讨论了沈从文《看虹录》 等小说的写作，一味的“抒情”造成的文体上的尴尬，是一个突出的个案。相似的例子 还有诗人卞之琳，在40年代因不满于“诗”这一文体的纤弱(不足以表现大时代中知识 分子的复杂经验)，也更换笔墨写下了鸿篇巨制《山山水水》，但结果也是悲剧性的(原 稿被作者一把火烧掉)。一味将这些努力当成跨越文体界限的先锋实验，或是只将其定 性为失败的尝试，都不能说明问题。更值得考虑的思路，是在这些展露可能又包藏危机 的“实验”中，探究现代文学之内在“困境”的表达，以及对“困境”的艰苦化解，从 而检讨历史的挤压下文学可能的位置。这另一种类型的“转折”，似乎也有必要重新纳 入到研究的视野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