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0—50年代转折时期的文学研究，大多倾向于强调其中的突变性因素。如何呈现 这一文学转折发生的具体历史情境，以及这一过程中蕴涵的复杂文学/文化内涵，是我 考虑的首要问题。选择五位代表性作家，以个案研究带出文学史的普遍问题，正是出于 上述考虑而确定的基本方法论。 就“转折”在40—50年代的基本涵义而言，指的是以延安文学作为主要构成的左翼文 学/文化取得全国性支配地位的过程。现代作家在面对这一转折时，他们作何反应?这种 反应如何从他们的创作、思想的层面做出解释?这事实上也是试图重新考察现代作家(知 识分子)与社会主义文化(体制)之关系的复杂形态。50年代后期形成的文学史叙述，过 于强调“当代文学”作为“唯一历史方向”的特征，作家与当代文学的关系在某种程度 上被简化为“顺应”还是“悖逆”历史潮流；而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路则过于强调 当代文学生成的强制性，“转折”被描述为作家“被迫”加入一种畸变性的文学发展过 程。在90年代后的中国文化语境中，重新面对这一问题的现实性在于：一方面，主流意 识形态的限定性(无论是50年代后期形成的还是80年代形成的)成为可以讨论的问题，这 使得一种相对复杂化的分析和阐释成为可能；另一方面，90年代后的“全球化”语境和 社会现实格局的变化，使得当代中国历史文化的某些面向开始浮现出曾被遮蔽的繁复内 涵——这两个现实因素要求在更为开阔、复杂的历史视野中来重新面对此前已成定论的 问题。这不仅是学术生产意义上的“推陈出新”，更重要的是，新的“问题意识”和现 实参照，将显现出历史史料此前未曾受到注意或被忽略的层面。 或许因为我所从事的当代文学研究的缘故，“问题意识”的现实针对性是我在研究这 一课题时相当自觉的动机。对80年代文学/文化格局的重新思考，对90年代思想文化界 活动状况的反省，都内在地包含于我对40—50年代转折期的重新考察之中。我希望由此 达成与既有文学史研究的对话关系。另外一个颇为自觉的意识是，我并不想将问题的讨 论仅仅局限于由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学科区分所划定的视野当中，而设想将40—50年 代中国文学史的问题放在冷战格局、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东亚地区)现代化进程的视野 中加以考察。为此，我比较多地借重了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成果。日本学者丸山关于(半) 殖民地国家知识分子的民族认同和政治立场的冲突，竹内好所思考的亚洲国家现代化与 西欧现代性的抵抗且认同的关系，印度学者帕萨·查特杰关于殖民地国家现代性话语的 “派生性”的阐述等，都给予了本书重要的启示。我感兴趣的，是他们关注研究对象时 带入的问题和另类视野。 所选择的五位作家，与40—50年代转折过程中居于主导位置的当代文学/文化(及机构) 形成了或“疑惧”地靠拢(萧乾)，或顺利地适应(冯至)，或拒绝(沈从文)，或历经改造 而成为代表作家(丁玲)，或共生共长(赵树理)的关系，由此形成其“典型性”。作家的 “典型性”被置于其所带出的普遍性文学史乃至思想史问题的考察中，以图宏观地勾勒 出文学转折的纵深纬度。提升出来的问题包括：民族认同与政治立场、文学与政治、个 体生存与社会承担、知识分子与革命、作为当代文学内部规范的《讲话》与“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当代文学所重新整合的传统/现代关系等。我有意识地侧重的是，普遍性 问题在单一的作家个案这里所呈现的复杂度，而非用作家来印证关于问题讨论的结论。 我希望由此形成宏观/微观、“大环境”/“小环境”、文学史问题/作家论考察之间的 平衡关系。 本书的另一基本出发点，即试图突破那种单纯从“外部”(即政权更迭、社会变动和文 化转型等)解释40—50年代文学转折的研究方式。当然，强调作家创作实践、思想观念 的内在延续性，并不是要否定所谓“外部”因素在40—50年代转折期产生的重要甚至主 导的作用。我所强调的“内部”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视角，即深入到历史个案的内在情感 、创作、观念的逻辑当中，来重新审视历史转折如何在作家那里发生效应，呈现为怎样 的形态，尤其关注那些构成冲突的焦点所在。例如沈从文在50年代停止文学创作，不仅 因为外界社会变动的严酷性，还因为他的创作本身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我想由此 探讨，作为一个坚信文学创作可以“重造民族品德”的作家，他所理解的“文学”为何 ，他相信文学可以在怎样的意义上创造“现实”，并由此和“政治”形成一种如若不是 “对抗”至少也是“相互修正”的关系。同样，在处理冯至时，我格外关注的是他在40 —50年代转折期的表现与其思想追求之间的内在契合，因此侧重从冯至本人思想和创作 个性形成的内在脉络，考察他基于存在主义思想(里尔克和歌德)对理想生存状态的实践 和探询，尤其是出于“秩序”、“集体时代”等指认而与社会转折达到的一种内在契合 。 在研究过程中，我深感兴趣的另一方面，是身处40—50年代这一转折的“大时代”， 作家(知识分子)的生活/精神状态、情感结构和文学/思想探索的复杂面貌。这份关注和 认同，使我更愿意去探询一些能够呈现历史复杂性的具体情景，如置于历史语境中的事 件、作家日常的生活情境和独特的文本内涵。我尤有兴趣去考察的，是作家(知识分子) 复杂的主体构成。这不仅指通过阅读相关作家的文学文本和史料来较为全面地了解他们 ，同时还包括我更为愿意“设身处地”地理解他/她的情感结构和行为逻辑。在做这个 课题期间，朋友常开我的玩笑，说我“研究一个爱一个”。这份关注的热情有时不免使 我过分认同研究对象的逻辑，但我相信这是后来者清理、面对复杂的现代中国历史应有 的基本态度。当某些已成惯性的历史定论出现后，我们往往忽略的是身处历史之中的作 家(知识分子)遭遇的矛盾、暧昧而未必不“高贵”的复杂体验。在对丁玲的处理中，我 试图去显现丁玲真实的革命诉求、她的革命想象，与革命政权之间的复杂碰撞，并格外 关注“革命”要求和丁玲的自我经验之间形成裂隙的那些内涵。赵树理曾经在40年代被 作为解放区文学的方向性作家，但他的文学是否具有“现代性”一直是一个问题。从70 年代后期到今天，这一“农民作家”几乎不再有人提起，而他的文学作品因为散发着“ 土”味而确乎向我们显现出一种暧昧的陌生感。那么，如何理解他的创作追求和文学观 念?我试图在对何谓“现代文学”、现代美的标准的反省中，将赵树理文学置于特定历 史语境之中，考察他如何重新整合传统/现代文学资源，以及他关于文学“现代”形态 的另类实践。而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反思现代性，尤其是探讨20世纪文学现代实践的 复杂多端，显然是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