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是越来越明显，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也越 来越深入。程光炜、贺桂梅的这两本研究现、当代文学“转轨”的著作，尤为值得注意 。 这是两本不约而同地研究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过渡与转变的书，采取的也都是以个案 并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问题的研究策略，都选择了跨越现当代的作家作为自己的分析 对象。但两人的着重点又有所不同。程光炜的《文化的转轨》选择的是鲁迅、郭沫若、 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这样六位在文学史中似有定评的“大师”级人物，并且以鲁迅 辞世后的左翼文学为自己文化理想的重新命名作为探讨问题的出发点。而贺桂梅的《转 折的时代》则主要选择了萧乾、沈从文、冯至、丁玲这样在大时代转折的十字路口，于 矛盾中做出艰难选择的作家，观察他们与当代文学理念的冲突与融合。 与以往许多正史对当代文学(文化)史的诸多前提不加反思、简单把当代文学的开始描 绘为国共两个区域两支队伍的“会师”不同，也与90年代一些著作强调权力机制与意识 形态的压力，把当代文学描述为现代文学的“变形记”有别，《文化的转轨》与《转折 的时代》重视的是“转轨”或“转折”过程的复杂性。这种“过程的复杂性”既体现在 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政治家对“现代性”的理解和文化策略的制定上，也反映在周扬 “文化施工”的具体设计与巧妙“缝补”上，同时也与具体语境中具体作家认同与疏离 的矛盾联系在一起。两本书通过文学史无法接纳的细节充分描述了这种过程的复杂性， 不仅“还原”了通向“一体化”的矛盾与挣扎，而且带出了不少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很 少触及的问题。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一体化”文学的出现，对当代中国作家 而言，当然有被迫承受的一面，但也有主动认同的一面，是“外因”与“内因”交织塑 造的产物。那么，众多作家自觉不自觉地脱胎换骨，告别自己习惯的认知方式和艺术风 格，“是否显现了现代文学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果不满足于仅仅用‘当代文学 依靠政治方式消灭现代文学’这样的解释，是否可以认为，由‘现代文学’转换至‘当 代文学’也可以解释为‘当代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现代文学’的悖论困境，或 提供了比现代文学更能为当时作家(知识分子)接受的现代性想象方式?” 这是他们深入研究鲁迅死后许多的文学现象后提出来的。我认为，这个问题对20世纪 中国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既牵涉到贺桂梅所强调的思想史的大环境与具体的 文学环境，以及更具体的文学想象方式、个人思想及生活的复杂关系，也牵涉到程光炜 在“后记”中提出的整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自我反思问题。此外，还可以带出一个研究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立场与尺度的问题：我们是立足于现代文学的标准与尺度来观照当代 文学?还是立足于当代文学来看现代文学?还是可以寻找一个超越两者的视野与尺度?看 来，通过这两本书，这个问题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