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的召开和我有点关系，因此先说几句。这几年一直在与王风一起编《废名集 》——主要工作都是他做的，我起一点与各方面协调的作用。从一开始我们就定了一个 目标，即要为建立现代文学文献工作的某些原则做一些尝试。后来，我在与解志熙的一 次聊天中又说起这事，他也很感兴趣。于是，就有了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的动议。以后 ，解志熙又与王中忱、刘增杰老师联络，会就这么开起来了。我们从一开始就商定，会 议的参加者不必多，十数人即可，而且要是真正对讨论的问题有研究、有兴趣的；事先 准备好的主要发言要先将文章(或发言提纲)发给与会者，开会时就不必宣读论文，也不 搞评议，而可以直接进入实质性的讨论，以取得切磋学术、交流意见的实际效果，开一 次会，有实实在在的收获。这也可以说是改变会风的一个尝试：这些年动辄上百人、议 题大而空、胡乱扯一通而一无所获、搞形式、讲排场、走过场的所谓“学术会议”，实 在太多了，而且败坏了学风。我们这些人既不满于此又无可奈何，只能尽可能逃避，少 参加或不参加这样的会，不去凑热闹，积极一点就“从我做起”，聚集志同道合者开自 己想开的会，按自己理想的方式开会。不过，这都是这个会的题外目标，主要的目的还 是想和朋友们一起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 说起来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创建我们这门学科的老一代学者，无论是王瑶先生，还 是唐弢先生、李何林先生，从一开始就强调学术研究必须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上，“关于史料的整理结集和审订考核工作，也是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以后的一代学者，如马良春先生、樊骏先生，以及今天到会的几位老先生，都为 “现代史料学”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卓有成效的努力，如人们所公认的，鲁迅 的文献整理，无论是辑佚，还是校勘、版本，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成为我们今天的讨 论的基础。但是，这并不是说，在认识上的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且不说至今还有人将史 料工作视为“小儿科”，在职称评定中史料研究成果不予承认的现象还时有发生，就是 在前几年，还有位著名的学者、作家公开扬言，现代文学作品不存在校勘的问题，并以 此为理由否定学者所做的其作品的汇校本的意义与价值。不过，我们今天重提文献问题 ，也还有一个想把我们的认识再深入一步的意图。记得王瑶先生当年在谈到“要尊重历 史事实，就必须对史料进行严格的鉴别”时，曾经指出，“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我们有 一大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鉴别文献材料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究 者必须掌握或进行的工作；其实这些工作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同样存在，不过还没有引起 人们的应有的重视罢了”(见《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因此，对传统的文献 学的借鉴，今天仍是我们从事现代史料研究的一个基本功，这是毫无疑问的。而我们要 提出讨论的是，对现代文献的辑佚、整理与鉴别，有没有与古代文献不同的新问题，因 而就有一个是否要建立一些新的规范，提出新的原则与方法的问题。这也就是刘增杰先 生在提交会议讨论的论文《<师陀全集>编校余墨》里所提出的“从传统方法到现代校勘 的转型”的问题。我完全赞成刘先生的这一分析：“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文学作品的样 式、传播方式、作者的写作手段都发生了变化，从而伴随着新的校勘任务，产生着新的 校勘形态”，进而“推动着从传统校勘学向现代校勘学的转变；催促着人们通过对现代 作家文本校勘的实践，总结出一些新的校勘原则与方法”。我想，这正是我们这个座谈 会所要重点讨论的。我因为几乎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自然不能贡献什么意见；不过 看了几位先生的文章，觉得他们的一些思考很有启发性。比如，刘增杰先生强调“期刊 成为(现代)文学作品的主要载体，这就使作品的校勘和传统的校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王风强调现代书写所出现的新问题对现代文献整理所提出的新课题，诸如“繁体字 、异体字、俗体字以及方言字乃至于作者的生造字”的处理，“标点符号和分段”问题 的提出(王风说得很好：“对于现代文本，标点是先在的，本来就是文本的一个部分， 因而其地位应该与文字是等同的，文字方面的校勘体例也应该贯彻到标点符号。至于分 段就更是如此，对于现代文本，分段是其最大的修辞”)等等；刘增杰与解志熙都谈到 “传统作品的校勘对象，多为已作古的作者的作品。现代文献的校勘对象，则大部分是 活跃于文坛的现当代作家的作品”，“新的时代校勘(也包括辑佚——钱注)的要求已经 不完全是从文字到文字，从书本到书本，校勘(辑佚)开始和社会调查、访问知情者等多 项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并运用新的校勘(辑佚)手段，扩展着自己的活动空间”。这里 所提出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希望在这次座谈会以及以后的讨论中，得到更进一步的展开 。我还注意到一点，以上问题都是这几位先生在他们的实践(编校《师陀全集》、《废 名集》与《于赓虞诗文辑存》)基础上提升出来的；实际上还有更多的先生在进行新文 学文献的辑佚、整理工作，只是如解志熙所说，他们默默奉献成果，“却很少把他们的 经验和工作方法写下来，所以现代文学的文献工作迄今似乎仍限于自发的或自然的状态 ，顶多只是个别的师生间私相传授，而缺乏古典文献学那样被共同意识到的学术传统和 被大家自觉遵守的工作路径，以致使有志于现代文学文献研究的年轻学子们在今天难免 暗中摸索之苦”。我建议，我们这次座谈会是否可以提出这样的倡议：更自觉地实践， 更自觉地总结经验，以逐渐建立现代文学的文献研究的新原则，新方法，新规范，新传 统。这应该是建立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的新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今天这样强调现代文学文献整理的规范问题，毋庸讳言，是有现实的针对性的， 或者说，是表示了我们的一种忧虑的。这些年，现代文学作品的出版热持续不减，可以 说各出版社争先恐后地出版各种现代文学作品的选本，现代作家的选集、文集，以至全 集。这从一方面说，自然有助于现代文学作品的普及与研究，其中高质量的文集、全集 也确实集中体现了现代文学的文献研究的学术成果，有的选本则体现了新的学术眼光， 有一定的学术含量。但同时也应该正视其中的严重问题。这主要是粗制滥造与整理的混 乱。有些文集、全集的遗漏(篇目遗漏与成句成段的遗漏)，误收，误排，大面积的删节 改动……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而任意的删节改动，尤其令人不安：连“学术 研究的安全运转”(这是王风文章提出的一个概念)都成了问题。解志熙在他的文章里提 出“精校，不改，慎注”的原则，特别是“精校、不改”这两条，实在是切中时弊的， 而且是学术研究的可靠性的一个基本保证。解文提到的鲁迅在30年代所发出的警告，确 有重温的必要：“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 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朝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改旧式，删改原 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 的三大厄”(《病后杂谈之余·二》)。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今人乱出文集 、全集而现代典籍亡，因为他们删改原文，且错误百出”。我一直觉得20世纪90年代与 新世纪初的中国，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有惊人的相似，这又是一例。历史的“重来 ”现象曾使鲁迅那一代人焦虑不安，我们今天也陷入了类似的困境。仔细想来，这两个 时代在思想、文化、学术的发展受到商业化的冲击这一点上，也确有相似之处。“错误 百出”的文集或全集，即是一种“伪劣”的文化商品，为“降低成本”与“抓住商机” ，就将“学术”排除于文集与全集的编辑工作之外，以致出现了王风所说的“不知分辨 ‘校对’与‘校勘’，一股脑儿委之出版社校对科，卸责于‘手民’”，不承认“校比 勘对，以定去取，本就是编者而非编辑的责任”这一基本常识的咄咄怪事。而“删改原 文”则或出于政治的考虑，或隐含按“与时俱进”的原则“重塑前人形象”的动因。这 也实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它所折射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或许是使我们更为忧虑的 。这自然不属于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范围。我们现在所能做的，不过是对学术研究的常 识与基本学术伦理的坚守与维护。我建议，这次座谈会是不是可以将“不删改原文”作 为文献整理工作的“第一原则”提出来，并呼吁“抵制现代文学作品整理与出版工作中 的粗制滥造之风”，以免除现代文学典籍已经或还要继续遭遇的“厄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