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播学派中的“巴罗阿多学派”在其提出的理论假说中指出：“传播活动……有 两种语言，一种是说的语言，一种是讯息的语言。一种是功利性、经济性交换的手段， 要求肯定性、迅速性、单义性，要服从经济秩序以便进行服务和商品交换；另一种是开 拓一个可以分享的模糊的文化空间，是世界观，表达了人的文化属性和人对这个世界的 象征交换关系。”(注：陈卫星：《西方当代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回顾和展望》，《国外 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传播在中国的发展，经济利益 的驱动因素日益突出，媒介经营的产业化方向渐趋明晰，传媒变革成为市场经济建设、 新经济秩序建构中一个举足轻重的环节，并且与政治制度变革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大 众传播对文化领域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催生出以大众文化的兴起为标志的新的文化空间 ，“人的文化属性”和人对世界的“象征交换关系”因此而发生变化，包括文学在内的 文化传播的结构性转型因此而产生。在此过程中，“可以分享的模糊的文化空间”，其 丰富而混杂的内涵当然需要不断被提示出来，为此，一个重要的工作即是对大众传播媒 介的产品及媒介自身作用、运作方式进行理性思考和价值评判。具体到文学，当发行量 、码洋、收视率、点击率、版税、稿酬、版权交易，不断涌上文学传播的前台的时候， 文学所包含的精神、思想、情趣等无形之物，以及其与当代的社会意识、思想观念之间 的多方面联系，客观上呼唤着文学批评以冷静、理性的眼光将文学心灵的价值从单一的 商业价值中剥离出来，将精神的意义从非理性的喧腾中拯救出来，将文学的独特性从文 化的丰富性中凸显出来。问题是，面对大众传媒的文学批评，其自身也在大众传播主导 的文化语境之中，而并非在另一个超然物外的空间里存在，文学批评的声音也要通过大 众传媒发出，而无法建立独属于自己的话语频道。那么，文学批评在大众传播格局中是 否拥有一席之地?如何拥有一席之地? 一、媒体批评走上前台 法国学者阿尔贝·蒂博代指出，文学批评行业的诞生是19世纪诞生的教授行业和记者 行业的延长，教授的批评用于总结历史，记者的批评用于剖析现实，二者之间存在着对 立和斗争(注：阿尔贝·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2—5页，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 。)。蒂博代的说法有其特定的法国历史背景，但撇开其间的宗教因素来看，大体上也 适用于中国近现代文学批评的起源和分流。这种区分也意味着学院和媒体这两种不同的 批评空间的对峙。以此观之，我们今天所谓学院派批评和传媒批评，实际上是由来已久 。二者的对立也许本来是在一种自然的状态中存在，尽管互不相让，可也各得其所；而 随着大众传播日益拓展的覆盖面和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学院批评似乎遭遇被“屏蔽”的 尴尬，偶尔为人们所注意，也不是在高校讲堂、学术研讨会以及学术杂志上，而是在电 视、广播、大众报刊和互联网上。 这种空间的区分，其意义显然不止于物理的层面，即不仅仅是文学批评的载体不同。 如果仅仅从言论的载体来看，我国的现代文学开始以来，文学批评就与其他言论一起在 作为现代传媒的报刊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由“时务文体”到“四大副刊”，到《新青年 》，再到《申报·自由谈》，现代报刊成为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前沿阵地。并且这种思 想启蒙也向更具大众传媒性质的通俗文学期刊渗透，像茅盾对《小说月报》的改造，巴 金等“新文人”对《春秋》这样的杂志的介入，等等(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大量存在 的通俗文学期刊，性质上无疑最为接近现代大众传媒下的大众文化，但是，这些期刊仍 然无法构成大众传播的系统，一方面它们专注于通俗文学，另一方面它们局限在上海( 后来延至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其影响所及不出市民阶层，而无法构成现代大众传播所 定义的“大众”。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参见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下卷) ·通俗期刊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但是，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程度、 教育普及的程度以及媒介自身运作的商业机制等方面的限制，尚未达到对社会的广泛渗 透，大众传播以及大众传播催生的大众文化尚未真正形成，大众报刊媒介上的言论空间 基本上可以看作知识分子精英们的书斋和讲堂的扩展与延伸(注：拥有大众传媒并不意 味着就进入大众传播的时代，参见张国良著：《现代大众传播学》，88—95页，四川人 民出版社1998年版。)。及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后的30年，传播媒介为文 学批评提供的空间，实际上成了政治权力角逐的一个场地，因言得祸抑或以言得势，都 在文学批评领域频频发生。80年代，文学批评经历了同政治斗争相剥离的过程，大众传 播也开始显示其对公众生活的影响，不管是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文学批评还 是受西方哲学文艺思想以及批评理论启发的新方法热，都表现出对社会热点的积极呼应 ，并开始更多地通过现代大众传媒发生影响。但是，这时候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所赖以 生存的市场经济环境并没有形成，而且就对当下文学的具体批评活动而言，大部分是现 代文学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等学术活动的延伸，具有突出的历史感和学理背景。 进入90年代以后，大众传播以其巨大的能量楔入文学批评的空间，形成文学批评的新 格局，其突出表征乃是文学批评成为传媒合唱的一个嘹亮的声部。我们看到，电视里的 文化类节目、人物访谈、谈话节目，大众报刊(晚报、周末报、都市报、周刊)上的文艺 副刊、读书和书评版块、文学专栏、文学报道，以及在90年代最后几年兴起的互联网上 各种文学类网页和论坛，等等，成为公众获知文学信息和文学价值评判的主要渠道。在 许多从事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人看来，正是从这里产生出所谓“媒体批评”或曰“传媒批 评”，它“在前台占尽风光，人们一般都看不到或者是干脆不屑于去看学理批评的身姿 ”(注：贺绍俊：《热闹的批评和静悄悄的批评》，《人民日报》2000年6月17日第6版 。)，而“随着文艺娱乐版在各媒体版面上的比重的增长和扩张，这种媒体批评实际上 已经位居文学批评的‘中心’位置，对于公众变得愈益庞大和具有控制力。这是90年代 以来新近获得急剧扩展的新的批评形态”(注：王一川：《批评的理论化》，《文艺争 鸣》2001年2期。)，它对原有的批评格局的冲击之大，表现在文学批评的文本呈现出“ 一次性消费特征”，批评因为成为“文坛速递”而“速朽”(注：张清华、佘艳春：《 批评为何速朽》，《长城》1999年第4期。)，“批评主导趋势不再是强化学术品质和理 论含量，而是变成一些消息、奇闻和事件。……批评变成制造事端的工具，变成现场的 记录者，变成流行的快餐”(注：陈晓明：《媒体批评：骂你没商量》，《南方文坛》2 00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