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在中国文学经典中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个案。他似乎可以称得上是中 国文学的经典，但却又总让人感到他既不能与鲁迅、郭沫若、茅盾这样的大师相提并论 ，也无法进入像“三红一创”这样的红色经典行列。他似乎总站在经典的边缘，时进时 出，“吹捧者欲之升天，批评者欲之入地”。(注：孙犁：《谈赵树理》，见《赵树理 研究文集》(上卷)，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第27、27、26—27页。)这也正如张颐武 所言：“赵树理的写作活动一方面受到了高度的肯定，但另一方面又并未成为一种主流 。赵树理的本文是新中国文化话语中的一种较为特殊的类型。”(注：张颐武：《赵树 理与“写作”——读赵树理的最后三篇小说》，见《赵树理研究文集》(上卷)，中国文 联出版社1998年，第272页。)赵树理在中国文学经典化过程中的尴尬与遭遇，是一个我 们所无法忽视的复杂现象，它既与中国文艺大众化运动密切相关，又牵涉到中国的政治 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农民等一系列与中国民族国家建设密切相关的问题，甚至也牵涉 到赵树理本身的气质与个性问题。 一 无庸置疑，赵树理在文坛的崛起及经典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乃至与中国现当代思 想史上的“大众化”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自五四开始，中国文学就一直持续着一股剪 不断、理还乱的“大众化”运动。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通过推翻封建的贵族文学 、建立朴实的“平民文学”，来对大众进行启蒙；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民众文 学”观，也是在这一启蒙框架内进行的。但应当看到，这个时期的对“大众”的启蒙叫 得响，但并没有取得真正的实际效果，也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大众中去，尤其是中国最广 大的农民，鲁迅的小说已经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而究其原因，别的不说，单是他 们所创作的作品(包括语言)，在当时的农村能有多少人能真正看得懂?如此，启蒙也就 仅仅成了一种理论，而大众则成了一种理论的必需品。没有大众，谈何启蒙? 1928年，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指出，革命文学要以“农工大众”为 描写对象和读者对象，语言接近农工大众用语。由此大众开始向工农方向转化，并引发 了1930年第一次文艺“大众化”的讨论。这次讨论主要集中在文艺为什么要大众化、文 艺大众化的意义等基本问题上。这次讨论虽然基本确定了文艺必须要大众化，但讨论得 并不深入，由此又有了1932年的第二次讨论。这次讨论集中在文艺怎样为大众这一重要 问题上，涉及到文艺作品的语言、形式、体裁及内容和描写技巧等问题上，讨论得比较 深入。本文在此不想赘述每个人的观点，只是指出，这两次讨论更多的是在一种革命的 “激情”中展开的，在很大意义上，大众是他们获得在文艺界话语“霸权”的凭据和砝 码，他们往往是假托工农大众之口来言说自己的思想、理念，对大众并没有真正了解， 由此也就没有创作出真正大众化的作品。(注：参见王智慧、王世利《假托大众之口的 文学虚拟——论20年代“革命文学”对工农的描塑》，《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02年第1期。) 1932年，茅盾充满乐观地憧憬了新的文艺的未来：“将来的真正壮健的文艺将是‘批 判’的……‘创造’的……‘历史’的……将来的真正壮健美丽的文艺，不用说，是‘ 大众’的：作者不复是大众的‘代言人’，也不是作者‘创造’了大众，而是大众供给 了内容，情绪，乃至技术。”(注：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 4年，第166页。)也就是说大众与作者之间已完全消除了差别。不过，茅盾的乐观也许 太早了点，文艺的大众化之路还长着呢! 1934年，陈子展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文言—白话—大众语》一文，大众化运动 进入“大众语”论争阶段。这次论争围绕着文言文、白话文、大众语以及汉字拉丁化展 开讨论，其目的在于批判国民党的“文言复兴运动”，同时继续扫清五四“洋白话”， 以真正在语言上做到大众化。这次论争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如汉字拉丁化、汉 字简化等，对中国语言大众化有着一定的意义，但在当时情况下，并没有继续进行下去 ，文学创作也没有多大成果。 此后，抗战时期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运动，解放区、国统区的“民族形式”讨 论，直到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实际上一直延续着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但这里的问题 是，大众化问题讨论热烈，争论激烈，可实际的创作却滞后，文艺界并没有创作出多少 真正让“大众”满意或畅销的文艺作品，所以延安时期的共产党急需文艺创作上的成果 ，尤其是在《讲话》发表之后。而这个时候出现的坚持走群众/农民路线的赵树理，尤 其是他通俗的农民语言和农村故事，无疑正适合了形势的需要，顺应了大众化的文艺方 向，因此赵树理便很快就在当时的文坛凸显出来，也开始了其经典化的旅程。 其实，赵树理进入经典行列还有另一层原因，那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推动作用。我们 说，在当时特定的抗日、反蒋及建设新中国的形势下，凝聚民族力量、实现民族的解放 与强大尤为重要，更何况当时在延安的共产党根底并不深。由此，发动群众，团结广大 的民众，尤其是农民，使之聚集在党的周围，就显得尤其重要。这显然也是《讲话》的 目的之一。而要动员群众，在文艺上就必须创作出能让群众看得懂、又有教育意义的作 品，从而慢慢获得对大众的“文化领导权”。而此时出现的赵树理，正可实现这一目的 ，由此而倍受推崇。当初出版《小二黑结婚》时，就受到了政治的关注。赵树理最初写 完这部小说后，送给了当时北方局党校校长杨献珍看，在杨的建议下赵树理作了修改， 得到了杨的欣赏，杨又把它送给北方局妇救会的负责人蒲安修，蒲认为作品很好，又送 给了当时的北方局书记、负责北方局调查研究室工作的彭德怀副司令员，彭德怀题词： “象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由此《小二黑结婚》才出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