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语文学春风吹拂下的萧萧玉树 我们今天讨论冯至创作于1941年的《十四行集》，是不能不讲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尤 其是德语文学对中国诗人的影响。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从诗歌语言与形式的改革拉开序幕 的。1915年以来，《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已经不断地在呼吁思想革命、批判儒学传统 ，并且引进和译介西方文学思潮，但是他在诗歌创作方面观念依然十分陈旧。1916年留 美学生胡适写信给陈独秀，批评了《新青年》上发表的一首语言陈腐体例拘谨的排律诗 ，同时提出了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等文学改革方案( 注：胡适：《寄陈独秀》，收《中国新文学大系·理论建设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5年。)，就是后来著名的“八不主义”的雏形。事实上，胡适在美国与他的同学们 关于白话诗是否可行的争论也在同时进行，所以胡适提倡新文学运动主要是偏重于诗歌 的革命，现代汉语诗歌渐渐地形成了一股不可遏止的文学思潮(注：参见胡适《逼上梁 山》，收《中国新文学大系·理论建设集》。)。 有的研究者认为胡适的新诗革命的理论来自于美国正在兴起的意象派诗歌运动，但这 个结论还是有人表示怀疑(注：参阅沈永宝《“八事”源于<意象派宣言>质疑——<文学 改良刍议>探源》，载《上海文化》1994年第4期。)，但无可怀疑的是中国的现代汉语 诗歌运动一开始就是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王 独清、李金发、戴望舒等等，几乎都是从西方浪漫派和现代诗歌潮流中吸取营养和诗歌 的观念，开始自己的创作实践。郭沫若当时在日本学医，他把自己的诗歌创作分作三个 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受了泰戈尔(Tagore，1861—1941)、海涅(Heinrich Heine，1797 —1856)的启发而写的一些抒情诗；第二阶段是读了美国诗人惠特曼(Whitman，1819—1 892)的诗，他说：“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暴飙突 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注：郭 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收《郭沫若专集》第1卷，第5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 4年。)于是创作了《凤凰涅槃》、《晨安》、《匪徒颂》等狂风暴雨式的作品；第三阶段他学习了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的诗剧，写出了一批隽永的诗剧。中国现代汉语诗歌运动的开山之作《女神》就是在这样三种影响下诞生的，这部诗集无论在形式上还是语言上都还处于比较幼稚的实验的阶段，但是它热情歌颂新世纪的一切新事物，把中外的文化、历史、物像全部拿来当做歌讴的对象，屈原、庄子、女娲、华盛顿、惠特曼、泰戈尔、列宁……什么样的人物，还有全世界的名山大川，都在他的笔底涌现，这样就使诗人的立场不再是站在中国一己的民族主义的传统立场，而是与世界各方建立起一个平等对话的“场”，面对世界表达出一个中国人的热情和想象，中国新诗从此奠定了一个新的世界性的立场。 郭沫若是以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想象来构筑他的诗歌王国的，而毕业于清华、在美国 学习过现代艺术的诗人闻一多则在诗歌格律和形式方面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探索，他认 真模仿西方各种诗歌形式，企图给中国现代汉语找出某种创作规范，这就是他的新格律 体的诗歌实验。《死水》就是一首在西方格律理论的规范下创作的名作。闻一多的诗歌 实验鼓舞了一批青年诗人，除了他的朋友、也是著名抒情诗人徐志摩以外，比较热衷于 形式实验的还有朱湘、陈梦家、孙大雨等新月派诗人。相传他们经常聚集在闻一多的充 满唯美主义色彩的客厅里议论诗歌，那个客厅的四周墙壁是黑色的，中间有一条金色的 线条，中间还置放着维纳斯的白色塑像。他们的诗歌实验不一定都很成功，但是在中国 现代汉语诗歌的初期阶段，这样的尝试无疑是有益的。西方的十四行诗体(Sonnet)也是 在这时的实验中引进来的(注：据钱光培教授考证，我国第一首十四行诗是发表于1920 年的《少年中国》杂志2卷2期上的《赠台湾的朋友》，署名东山，实系郑伯奇所作。以 后朱湘、孙大雨等人都尝试创作过十四行诗。见钱光培编选《中国十四行诗选·序言》 ，第6—7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和钱光培、向远《现代诗人及流派琐谈》，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72页。)，闻一多先生还为它起了一个漂亮的中国名字叫“ 商籁体”。这种诗体起源于意大利民间，十四世纪通过但丁和彼特拉克等大师的精心制 作，达到完美的境界，成为一种格律谨严的诗体。它的音韵回旋，具有很强的抒情性， 形式上分上下两节，上节分为四、四行；下节分为三、三行(也有分为四、二行)。这样 的节奏往往含有“层层上升而又下降，渐渐集中而又渐渐解开，以及它的错综而又整齐 ，它的韵法之穿来而又插去”(注：李广田：《沉思的诗》，收冯姚平编《冯至与他的 世界》，第25—2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的特点，擅于表现沉思的状态和歌 咏永恒的主题，如爱情、上帝、死亡以及对个人的命运的思考等。如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雪莱 (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勃朗宁夫人(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1 805—1861)、歌德等都创作过脍炙人口的十四行诗。在中国，冯至并不是最早使用十四 行诗创作的，但在1928年的时候，他翻译过一首法国诗人阿维尔斯(F.Arvers，1806—1 850)写的家喻户晓的十四行诗，他当时并不懂法语，只是喜欢这首诗歌的内容，就依照 朋友的讲解把它写了下来，收在自己的第二部诗集《北游及其他》里。后来他自己发现 ，他“译”的这首十四行诗的形式与他创作的叙事诗《蚕马》中每段起头的八行有相近 之处。我想中国诗人容易接受西方十四行诗的形式是有理由的，因为这样一种格律严整 、以八行为基础的诗体，与中国传统格律诗有相近的审美功能(注：联邦德国《维克特 博士在授予冯至教授国际交流中心“文学艺术奖”仪式上的颂词》里曾经说道：“目前 甚至有种新的说法，说十四行诗也是从中国经由波斯传入西方世界的。”收《冯至全集 》第5卷，第208—20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