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阳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红楼梦》第一回里，曹雪芹自叹道：‘满纸 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将此诗看做鲁迅对《阿Q正传》的自 叹，也不无道理。《阿Q正传》无疑是《红楼梦》之后，中国文学中蕴藉最为深厚的伟 大作品，问世七十多年来，经无数代研究家的无数次解读，似乎仍未‘解其中味’。” (注：张梦阳：《<阿Q正传>·“鲁迅人学”·阶级论》，载《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 10期。)其实，现在看来有些文章非但未解“其中味”，反倒离其本味愈来愈远了，其 中“对假洋鬼子”这一形象的读解即是一例。 自《阿Q正传》问世以来，研究者们对阿Q这一形象作了各种各样的分析解说，提出了 多种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方式。但在“假洋鬼子”的问题上研究者们的意见似乎是一致的 ，都认为“假洋鬼子”是一个毫无疑问应该加以批判的形象。造成这样一种看法的原因 很多，其中周作人和毛泽东对“假洋鬼子”的反感和批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阿 Q正传》发表后，周作人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道： 《正传》里所写的人物，除了静修庵的尼姑，管土谷祠的老头子，三两个没有什么表 现的之外，大都是鲁迅所谓呆而且坏的人，但其中又有个区别，大多数都是旧式的，新 式的人物只有一个，这即是假洋鬼子，却是特别的讨人厌。著者大概在这里要罄吐一下 对于这一种人的反感，虽然也未能详说，但主意总是表白出来了。照道理讲，这应该是 速成学生，头上顶着“富士山”的，不会得去混过几个月却把辫子剪了，以致做不成大 官，如他的母亲所说。不过若是“富士山”，那么回乡之后，便又可将辫子拖了下来， 不可能成为假洋鬼子，这一面可以免于阿Q等人的笑骂，但是一面也就没有了权威，后 来不容易有挂银桃子的机会了。著者说他当初剪了辫，后来留起了一尺多长的头发披在 背上，像是一个刘海仙，这是一种补充的说法，也仿佛可以看出他当初辫子并不是那么 爽快的剪掉。(注：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文集·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河北教育出版 社2002年版，第139页。) 按理说作为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的分析应该是较为可信也较有说服力的，他的一些关 于鲁迅的文章也的确成为后世鲁迅研究者的一些重要材料和证据。但在此处，我们却不 能不指出他对“假洋鬼子”的分析和定位显然偏离了作者的原意，并且也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后世研究者对“假洋鬼子”这一形象的理解和把握。关于这一点，本文将在后面 加以分析。 如果说周作人是以鲁迅的弟弟，并且以和鲁迅同时代而且思想有过深入交流的现代文 学大家的身份写这段文字，所以能够对后世研究者的研究思路产生一种束缚的话，毛泽 东则是以其无与伦比的政治思想权威的身份，影响了鲁迅研究的走向。毛说：“鲁迅在 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了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 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 。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见《建 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页。)从那以后，“假 洋鬼子”不准劳动者革命的罪名便铁板钉钉了。此后许多研究者便把不准平民革命作为 鲁迅在这篇小说中对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进行探究的结果之一。比如有的研究者就在自 己的著作中写道：“资产阶级根本不敢动员农民‘夺富人之田为己有’，也不打算去动 摇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他们要农民按照他们划定的‘秩序革命’、‘文明革命’的框 框行事，农民斗争一旦突破了这些框框，他们便借口‘行动越轨’，狂暴地压制农民的 革命要求。”(注：程致中：《寻找精神的家园——思想者鲁迅论》，学苑出版社2000 年版，第29页。)这样一种论调其实只是对毛泽东论断的重述和回应。应该说，在这一 点上，支克坚先生的文章是有着突破性贡献的。他在《关于阿Q的“革命”问题》一文 中，非常精辟且富有说服力地指出，其实鲁迅也是不赞成阿Q革命的。这样就对“假洋 鬼子”压迫下层人民革命的罪名进行了有力的消解。然而遗憾的是，在这篇文章中，支 先生并没有进一步对“假洋鬼子”的被误读进行辨析。那么，“假洋鬼子”究竟是怎样 一个人物，我们应该站在一种什么立场上去认识和把握这一形象呢? 现在，当人们一提起“假洋鬼子”如何如何的时候，其实已经预先包含了一种价值判 断在里面了。在潜意识层面，“假洋鬼子”已经成了一个让人讨厌的形象。一提起他， 读者立刻会联想到一个披头散发，提着文明棍，高谈阔论并且时不时蹦出几个英文词， 对下层劳动人民不屑一顾，而且常常会用手中那根“哭丧棒”虐待贫苦百姓如阿Q的一 个恶少形象。其实，这完全是对《阿Q正传》的一种误读。事实上，当我们不假思索地 随意运用“假洋鬼子”这个词去称呼那位钱大公子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背离了鲁迅的原 意。在小说中，阿Q之所以对钱大公子深恶痛绝，鄙视地称他“假洋鬼子”，无非是因 为这位钱大公子上过洋学堂，而且去东洋留了半年学，回来后“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 了”，于是有了“里通外国”的嫌疑。当然阿Q更为痛恨的是他那一条假辫子，以为“ 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可见，去东洋留过学和剪掉了辫子是阿Q将 钱大公子斥为“假洋鬼子”的主要原因。因而，当我们随着阿Q一样称呼他“假洋鬼子 ”并且咬牙切齿充满厌恶的时候，我们也就不自觉地做了阿Q的同党。我想这是鲁迅的 一种悲哀。周作人曾经提到，鲁迅“在小说和散文中有不少自述的部分”。其实在这篇 小说中，“假洋鬼子”一词也包含了鲁迅的一种充满辛酸和悲凉的自况，同时也表达了 他对早年曾经辱骂过自己的阿Q们的一种复仇的讽刺。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以及《 头发的故事》里的N先生一样，《阿Q正传》里的“假洋鬼子”，也有着鲁迅自己的影子 (注：周作人曾经指出：“《头发的故事》也是自叙体的，不过著者不是直接自叙，乃 是借了别一个人的嘴来说这篇故事罢了。”见《周作人自编文集·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第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