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典的言说 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实来看，无论是对现代文学有无经典的讨论，还是对现代文学 经典的焦虑与危机感，都与对经典的涵义的理解有极大的关系。那么，应该怎样对这个 概念进行界定呢?我以为，概括起来说，可以从思、诗、史三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在精神意蕴上，文学经典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它往往既植根于时代，展示出鲜 明的时代精神，具有历史的现实的品格，又概括、揭示了深远丰厚的文化内涵和人性的 意蕴，具有超越的开放的品格。它常常提出诸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 我、灵与肉等人类精神生活中某种根本性的问题。同时，经典与经典阐释有着如影随形 的密切关系，经典必须持续不断地被汇集整理、接受传播、称引崇奉，才能成其为经典 。原创性的经典还需要原创性的阐释，而原创性的阐释又可能成为新的经典或具有新的 经典性特征。如朱熹的《四书集注》之于孔孟儒家经典；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20世 纪中国家族小说经典如巴金的《家》、《春》、《秋》，老舍的《四世同堂》等之于《 红楼梦》，都有程度不同的原创性，具有新的经典性特征。 第二，从艺术审美来看，文学经典应该有着“诗性”的内涵。它是在作家个人独特的 世界观渗透下不可重复的艺术世界的创造，能够提供某种前人未曾提供过的审美经验。 它是基于感性生命、精神需要乃至个人和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对于世界的独特的审美把握 。这种审美把握通过原创性努力，涵纳丰富多彩的心灵世界与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而 且还以生成着、行动着的“在场时域”将过去和未来的生命吸纳于当下。这样创造出来 的文学经典能使人性、人心相通，文心、诗心相通，从而使不同时期的文化和文学得到 深层沟通。 第三、从民族特色来看，文学经典还往往在民族文学史上翻开了新篇章，具有“史” 的价值。这也就是说，文学经典，特别是那些可称为“元典”的文学经典，能促使一个 民族的语言和思想登上一个新的平台。正如莎士比亚之于英语和英国文学的现代性、普 希金之于俄语和俄罗斯文学的现代性一样，鲁迅和“五四”新文学经典模式也是通过现 代汉语独创的艺术世界，把我们民族的语言和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新的平台。这 样才有可能让我们整个现代文学的作家和理论家们在这个平台上共同操作、交流和创造 ，进而出现一系列的经典性的成果。 由上可见，文学经典是特定历史时空与文化语境中思、诗、史相交融的结晶。西方自 柏拉图直至近代，思想史上主要是“思”与科学、宗教(非原宗教的上帝，而是科学理 性所制造的僵死的上帝)的对话，少有思与诗、思与史的对话。思与诗、思与史的分离 推向极端，思只承认科学认知与宗教认知经验。于是，“思”愈来愈“纯粹理性”化、 “哲学化”。滥觞于康德，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随着尼采“上帝死了”的呼声，宗教 没落，“纯粹理性”受到扬弃，西方现代思想开始了“诗性转向”。“思”的对话对象 由科学、宗教转而为“诗”，诗学成为了一种重建价值、重新解释人生的新的文明、新 的存在方式。而作为诗学这种自由意志产物的复写品的历史学，也不是过去仅凭史料和 因果规律起作用的领域，而进入了有着自由意志的精神科学的领域。随着中国社会在现 代转型中，由器物到制度再到精神文化的发展，西方突出“诗性转向”的思、诗、史相 交融的现代思想传入和影响中国，中国社会文化汇入世界潮流，也发生了向重主体、重 精神的转变。思、诗、史相融合的新文学经典便是在这种“诗性转向”中诞生。但是， 文学的革命叙事与救亡主题却往往使这种“诗性”出现问题，革命、救亡主题中虽然也 包含着主体实践、主观意志的“诗性”成分，但当意识形态与科学主义胶结在一起而强 势地一元化，政治成为新的“上帝”时，知识无法“中立”，价值不能实现精神超越， 审美也不能形成独立品格。这样，“思”的实用理性化，思、诗、史隔离对立、发生矛 盾冲突，便使经典之间，经典阐释之间，乃至对经典与经典阐释进行系统整理、系列考 察的新文学史之间也出现矛盾复杂局面。具体地说这种矛盾复杂局面表现在以下两个方 面： 一方面，要看到与现代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新文学经典，它作为特定时空的一种历史 话语，有着被确认的权威的价值和地位。这里，先从现代性的确定性特征谈起。在西方 ，现代性寄寓着人的启蒙理性和主体性原则，人成为意义的唯一来源；而且它还为新的 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模式提供建构与运作的合理性依据。在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表现 为，个人主义和国民性等启蒙话语与民族国家观念相融合；由器物而制度而思想文化的 现代性发展导致人的发现、新的艺术精神的觉醒与科学的发现；接着政治、经济先行思 想文化后变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的精神的缺失的局面，又导致在政治意识形态制约下人的 精神价值与审美自由追求的受限，科学理性和知识系统“价值中立”立场的丧失。正是 这种由革命、审美、学理、崇众、尚用等多种维度构成的意义空间，赋予了新文学经典 以特定的内涵，使其具有历史品格与现实品格；同时，这些经典创造者又以其个人独特 的世界观和原创的艺术世界，揭示了丰厚久远的文化内涵与人性意蕴，使其具有超越品 格与恒久品格。正是这样，20世纪中国新文学经过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接受，特别是经 过文学史的历史叙述，这种种文学制度因素的共同作用，在萌生与勃兴、发展与曲折、 成熟与繁荣的历史进程中，铸就了一批权威性的文学经典，新文学整体也成为一种经典 性的存在。 另一方面要看到，由于体现了反思性和问题意识的现代性特征的作用，新文学经典又 并非凝固不变的绝对化和终极性事物，它们在被阐释、被接受、被解构中显示出特有的 开放性和多元性特征。与西方每一个时代有一种从内部生长的主要的社会哲学思潮和文 艺美学思潮不同，在中国，由于西方近代的现代的乃至古代的种种思潮的同时传入，又 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潮发生冲撞和交汇，因此种种思潮纷繁多样而又发展不充分。如大陆 的现实主义由于与政治意识形态结合而发展不充分，以致到了新时期有那么多的现实主 义品种出现。但大陆另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台、港、澳也有多种文学思潮 。这样，在20世纪的中国，由于各种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没有获得充分发展的完备形态 ，因而体现了现代性而又能与世界文学媲美的文学大师和经典为数较少；同时，受多种 思潮左右的对经典的阐释更是多种多样。各种文学思潮和流派对经典的确认与阐释呈现 出明显的相对性特征。到了有批评家和广大读者参与创造，以批评家和读者的主动性来 实现文本的完整性的接受美学评价时，文本开放的自由度和阐释的空间又要大得多。八 九十年代“重读大师”热中种种对大师与经典的重新排名和民意测试等，便有着明显的 个人阅读与接受的特征。后现代解构思潮的影响，其价值多元、意义的不确定、阐释的 冲突等主张，作为解构策略，展开文本差异，促使文本裂变，更对经典进行拆解、戏拟 、拼贴。但是，以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新文学经典，只能将历史与现实对 立起来，将个人阅读与公众空间对立起来。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人沉溺于“影响的焦虑 ”之中，而孤立绝缘的当下个人趣味和阅读也无法阻断经典的超越性多元性的延传。同 时，种种个人接受和言说，种种拆解和戏拟，也不符合接受美学与解构理论的原意。因 此，用机械的眼光来看新文学经典，看不到它们的延传变异的特点，不符合经典本身的 含义，也违背了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化的历史事实；而相反的极端，只要“当下”没有 “往昔”，只有“我”没有“我们”的绝对化个人阅读，则无法操作、交流和创造，无 法进行经典阐释，也是根本上否定了经典化的历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