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是一种特殊的历史产物，准确地说，它是中国现代性发展到极富理 想主义时期的产物。长篇小说以它宏大的结构与广博的内容，可以概括更为丰富充足的 现实，表达人们更为深广的愿望，集中体现现代性的历史需求。尽管中国的现代性有着 更为迫切的民族国家寓言诉求需要表达，但在中国早期的现代性进程中，在茅盾、肖军 、萧红这样最典型的革命作家那里，民族国家的寓言与个人的经验还是相互渗透缠绕。 到了1942年以后，特别是50、60年代，中国的现代性有了更为明确的历史目标，对历史 与现实的认识更为坚定，个人的经验及其愿望被排除出写作领域。在50、60年代，几乎 是突然间中国的长篇小说有一个繁荣昌盛的景象，关于中国革命历史的叙事展现了一幅 又一幅壮丽的画卷。现实镜像被当成历史本身，并且成为现实存在的前提与保证。多少 年来，文学成为现实存在的合理性的强有力的证明，它的形象与情感的功能令人深信不 疑，可以有效地重建现实。关于现实的历史想象达到极致时，个人的经验、冲动被剔除 了。 50、60年代的长篇小说作为“历史化”的宏大叙事而产生意识形态的作用(注：有关“ 历史化”的论述可参见拙著《表意的焦虑》“结语”部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起点。显然，人们依然迷恋这种状况，这是我们要关注的，而 且这种迷恋依然成为对当下长篇小说生产的外在的或内在的规范性支配。问题在于，其 一，人们只是从意识形态的意义上而没有从现代性的意义上去理解它；其二，人们以为 抛弃了意识形态的外衣就能解决问题，事实上，现代性在美学上的支配作用是一种更为 内在的和深刻的作用；因此，其三，它导致了人们对当下长篇小说生产的强烈不满，这 种不满奇怪地是以在理论上被人们意识到的意识形态超量写作为标准的，也就是说，对 当下的不满，经常下意识地援引那些过度历史化的作品为依据，以其强大的“思想性” 为参照，来表达对当下思想性薄弱的否定；其四，实际上，作家们的表达也依然迷恋完 整性和整体性的现代性美学规范，只有在完整性的表达中，当下长篇小说的审美表达才 会心安理得，才能如鱼得水。 由此说明了当下长篇小说的生产处于一种表里不一的张力状态。一方面在逃离“历史 化”，另一方面又渴望重新“历史化”。当然，这种逃离是一种有序的逃离，只是在某 种阶段它无法前行，它看不清前面的道路。当然，文学的道路就只是写作的道路，理论 是灰色的，理论所能做的，只是去看清历史真相，为未来提示可能性。 一、缝隙的开启：从超量意识形态到思想性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无疑秉承了50、60年代的美学规范，尽管“文革”后的文学 以反思“文革”及十七年“极左”路线为其出发点，但这种反思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 争，从“极左”到“反左”，其意识形态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但其思想方法则具有共 通之处。在文学方面，“伤痕文学”、“改革文学”，都包含对“文革”和十七年的激 烈批判，但其美学规范并没有改变。那时在文学观念上打出了“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的 口号，显然是要沿着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前进。在“拨乱反正”的纲领下展开的反思， 再次设想了一个“正”的历史，与其说回到了一种历史中，不如说重新建构了一种历史 。而另一种历史(“极左”的历史)则被排除在这个重新建构的历史之外。这种历史恢复 只是一种话语的恢复，只是在想象中完成了一种历史清除和一种历史建构，它只能是意 识形态的话语实践结果。投射在文学方面，整个80年代上半期的文学实践，其美学规范 并没有超出50、60年代的“现实主义”章程。它当然在“人性论”和“真实性”这两点 上有所开掘，但这只是一项修复。 直到80年代中期，历史才敞开一道逢隙。整个80年代上半期，长篇小说的创作寥寥可 数，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1979)、戴厚英的《人啊，人!》(1980)、李国文 的《冬天里的春天》(1981)、张洁的《沉重的翅膀》(1981)，是这个时期比较出色的作 品。和同期的中篇和短篇小说相比，长篇小说的影响要小得多，前者与现实的紧密关系 ，使得后者更从容的历史含量变得无足轻重。除了戴厚英的《人啊，人!》与人性论和 人道主义讨论相关，并且与反思“文革”的时代纲领相一致，引发强烈反应，其他的长 篇小说并没有在现实中产生太大影响。但其小说观念与美学规范却可以清晰看出典型的 现实主义特征，其思考的主题以及思考的方式也没有越出“超量意识形态”的边界。也 就是说，一种相当明确和明显的“现实化”的意识形态主题贯穿作品的始终。 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当代长篇小说》发表王蒙的《活动变人形》，这显然是 一部蹊跷的作品。但在当时，因为王蒙的特殊地位，人们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相 反，它被作为当时的“现实化”的意识形态的佐证。王蒙一直处在时代中心，他被作为 引导潮流的人物而纳入当时的潮流，这同样是一件蹊跷的事情。事实上，王蒙在“文革 ”后的写作与当时的“伤痕文学”有所不同，甚至有着深刻的歧义：《蝴蝶》里的秋文 对张思远的拒绝；《春之声》中的结尾穿过那片乱坟岗，那并不是一个早晨，而是星辰 寥寥的前黎明时刻；《夜的眼》中关于民主与羊腿的假模假样的矛盾统一关系的论辩； 尤其是《布礼》中的那个叫做钟亦诚的人有着太多的怀疑……所有这些，都掩饰不住王 蒙对“文革”历史的一种忧虑与怀疑。他与大多数对“文革”史的重述主要是表示“忠 诚”信念的作家有着深刻的差异，他试图表达个人对历史的追问。也就是说，他是较早 具有主体意向的作家，这使他在“文革”后还是要与意识形态的超量化的编码做出区分 。但是，时代潮流需要王蒙，王蒙被卷入之后迅速被推到潮流的颠峰。王蒙的那种怀疑 与追问只能被隐蔽，不能被消除。《活动变人形》当然也可以看出当时意识形态可识别 的明显主题，例如，对人性的剖析，对中国现代的民族国家与个人命运关系的思考。但 对于王蒙来说，这些主题的处理已经带有更为深刻的个人视角。这个对历史反思的主体 ，有着个人的意向。政治化的主题转向了思想性的主题，其重心从政治的指令转向了自 我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