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斗争扩大化阴影犹在，却出现了建国后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热潮。小说曲折发展的 过程与政治形势的关系错综复杂，并不像当时人所解释的那样：反右斗争的胜利促进了 小说创作的繁荣。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不会处于真空状态，所谓“纯文学”不过是“一条 挑战性的标语”，正如任何人若想“论证形式主义者的真正成就，就在于表明实际上不 存在纯粹的形式主义”(注：罗伯C.赫鲁伯：《接受美学理论》第33页，台湾骆驼出版 社1996年4月版。)。但文学与政治却有特殊的联系方式，而非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 系。 新中国成立不足十年，曾饱经战乱流离之苦的人们对新政权怀有热切的期待，这依然 是一种创作动力。与此同时，也还有一部分作家没成为运动主要冲击的对象，五四新文 化运动焕发的写作热情依然鼓舞着他们，但由于时间沉淀与历史沿革，他们在寻求新时 代小说的发展途径时，相信这个“喜把新桃换旧符”的时代，也将是文学新人新作辈出 的时代，而不必拘泥或较少顾虑新文学传统已然形成的三山五岳。这是现实环境给当代 作家的机遇。实际上，他们的写作愿望与自信是由历史生发出来的，他们长期的写作准 备也无不与历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表现革命化的时代潮流是当代小说写作的聚 焦点，但无论新旧传统的因素依然是其底蕴，而在现实与传统之间，作家付出了使其融 会贯通的努力，形成这一时期小说新旧交融的特点。 主要在农业合作化和革命战争题材方面，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其中表现农村生 活的作品多以善于绘制清新生动的画面见长，恰似用白描手段完成的一幅幅带有革命化 时代印记的“清明上河图”。描写战争生活的小说，更多地采纳了传统的叙述方法，并 把艺术探索的关注点放在借鉴传统与追随现实之间。像杨沫的《青春之歌》(1958年1月 )，王愿坚的《七根火柴》(1958年3月)，乌兰巴干的《草原烽火》(1958年8月)，雪克 的《战斗的青春》(1958年9月)，刘流的《烈火金刚》(1958年10月)，冯志的《敌后武 工队》(1958年11月)，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1958年12月)，还有陆柱国的《踏 平东海万倾浪》(1958年12月)，冯德英的《苦菜花》(1958年)等，都呈现出这一时期小 说艺术探索的轨迹。小说的出版热潮一直延续到1959年之后，紧接着出版的还有袁静的 《红色交通线》，李晓明、韩安庆的《平原枪声》，峻青的《交通站的故事》，等等。 表现革命战争题材的小说无论长短篇，都有许多读者。 经历过五六十年代生活的读者都有印象，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几乎是当时革命历史教育 的准教材，由于作品读者面广，又多是青年学生，与之相比，正史在意识形态构架中的 普及功能自愧弗如。比如《青春之歌》描写林道静等知识青年投奔革命的经历，从一个 侧面反映“九·一八”事变后，“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来龙去脉；《烈火金刚》、《 敌后武工队》和《野火春风斗古城》讲述共产党领导的军民抗战史；《踏平东海万倾浪 》反映解放战争史，等等。在此意义，把这些作品划入50年代的革命历史教育范畴也不 为过。 但小说毕竟不是历史，当它以虚构的方式表现某个历史时期的人物与事件时，就决定 了它不可能还原历史，而只是特定时代和特定身份的作家对人生的一种想象。如果说得 具体些，那些小说所描述的历史是50年代作家在当时政治和文化背景下对历史生活的想 象，当他们想要把自己对历史的想象付诸小说的时候，文学传统就会发生作用。因此， 小说也就不仅与历史，更与文学传统中的母题、情节、人物和故事发生密切的联系。如 果说，历史是当代史，那么历史小说则是当代小说家笔下的历史；或者说，经过文学传 统的濡染，历史题材小说已经使本来意义的历史改弦更张。如此可见，“历史题材”只 是便于把作品分类介绍的一种说法，实际上，分析这些作品怎么写，比它们写了什么更 有意义。 史传小说古已有之，特别是在宋话本和明清小说中占重要位置。把历史演义化，把小 说当作历史通俗化的传播方式，是这一时期小说向传统回流的表征之一。本着这样的传 统流脉，这一时期描写战争生活的作品也可作为当代的通俗小说，讲究人物和故事情节 的趣味性，文字浅显易懂，比较适合大众读者的文化需求。如果稍作区分，这些作品大 致又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接近历史上的传奇小说，不以深刻的思想性见长，却注重情 节迂回曲折，人物与故事神奇而引人入胜，以《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红色交 通线》等作品为这方面代表；第二类的情况相对复杂些，作品重视表现社会的主导思想 观念，并极力将这种观念与个人情感和生活体验，以及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结构合为一 体，形成一种新意念的通俗小说蓝本，像《红旗谱》、《青春之歌》、《苦菜花》等可 作为代表。 第一类作品出版不久，就有理论批评家将它们命名为“革命英雄传奇”：像“《林海 雪原》可以说是这样一种特殊类型的小说，我把它称之为‘革命英雄传奇’”，这是因 为作品“比普通的英雄传奇故事要有更多的现实性，直接来源于现实的革命斗争”，但 它们之所以称为“英雄传奇”，还在于它们的写法与传统的“英雄传奇”具有内在的联 系(注：王燎荧：《我的印象和感想》，《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一是作品具有 传说的性质。描写战争的古典长篇小说，像《三国演义》、《水浒传》都不是一次完成 ，而是在民间传说基础上，由文人不断加工，不断扩充，经由日臻完善的过程而成型的 特点。二是这些传说在流传过程中，不同时代的人根据自己的意愿不断地想象、发挥， 为使故事越来越好听，越来越符合现时的接受需求，作品也不断打上新的时代烙印，使 原来传说中的人物故事越来越向现实靠拢，进而汇入现实的文化潮流。“在激烈的革命 斗争中常常出现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件、异常勇敢的人物和异常地出奇制胜的行为等 等。就是当事人也往往事后吃惊，非在平常的日子里所能想象。这种人和事随即传播开 来，听者当作神奇的故事来听，传者当作神奇的故事来传，因而被赋予了传说的性质” (注：王燎荧：《我的印象和感想》，《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以当时社会的整 体氛围来看，这些作品恰恰映现了建国初期回荡在文化精神领域的浪漫情愫，尽管历史 事件未必如此，“就是当事人也往往事后吃惊，非在平常的日子里所能想象”，但作品 乐观的结局和小说家美好的想象，却与现实社会充满理想的氛围结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