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4)04-0138-07 一、“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是与非 五四启蒙运动一直遭到各种误解和非议。其中之一是面对中国复杂的问题而选择了思 想文化革命。几十年前的主流意识形态否定这种选择，原因不仅在于启蒙思想属于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且在于认定了思想启蒙与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口号一样，不能解 决中国的问题。按照当时的理论，只有工农革命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像陈独秀、 胡适、鲁迅那样把思想启蒙看作解决问题的根本，不仅荒唐可笑，而且近乎反动。“文 革”结束之后，一些人终于再次认识到启蒙的必要，重新致力于思想启蒙运动，因而也 必然要重新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笔遗产。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又遇到了新 的质疑：“五四”“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作为一种思想方法是错误的，其结果是 进一步加重了“中国意识的危机”[1]。进入90年代之后，伴随着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 ，这种认识开始被更多的人接受。他们认为“五四”批判传统文化、改造国民性都是错 误的选择，“五四的选择虽然是当时知识精英深思熟虑的结果，然其问题的焦点似乎找 错了方向”，“并没有抓住中国问题的关键”[2](中卷，P3-5)。 新文化运动关注的重点的确是思想文化而不是政治或经济，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 。但是，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这种选择，却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如果不带成见地回 到历史现场，就很容易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要解决的就是思想文化问题，而不是“借 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解决思想文化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对它的各种指 责都是不恰当的。 应该注意的是，五四启蒙运动首先不是一场社会大变革的舆论前奏，而是一场大变革 之后的思想文化补课。人们往往把它与后来的历史联系在一起，而忽视了它与此前历史 的密切联系，这就很容易对它产生误解。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是从器物层面开始的。它的第一步是以洋务运动为代表 的经济和技术层面的变革，其主要成果是修铁路、开矿山、办工厂，开启了中国的工业 化进程，带来了经济发展的现代模式。第二个阶段是以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政 治变革，从和平的改革到武装革命，最后终于推翻了帝制，为中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民 主共和的现代政治体制。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辛亥革命的确是一场条件不甚成熟的 革命，中华民国这个亚洲最先出现的民主共和国也的确是一个早产的婴儿。革命在缺少 准备的情况下忽然到来，并且催生了最为先进的民主共和体制，却没有为这个体制准备 下新型的管理者和具有相应素质的公民。人们虽然在共和国的体制之下，思想观念和行 为模式却往往停留在皇帝时代。甚至可以说，从上到下都不习惯这种现代的政治体制。 一方面，作为共和国的总统、总理和各级管理者们，大都刚刚摘去清王朝的顶戴，很难 迅速由“为王牧民”的臣子转变为现代国家的管理者。包括那些作为清王朝专制统治反 抗者的革命党人，也并不熟悉现代国家的政治游戏规则。因此，他们很难迅速走上现代 政治文明的轨道，而是不自觉地就会按照专制王朝的旧例行事。另一方面，作为理论上 已经享有国家主权的人民，大多数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是国家的主人，因而既不清楚公民 的权利，也不清楚公民的义务，更不知道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纳税雇佣的政府官员。他们 仍然以草民自居，习惯于奴隶地位，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走上大堂时一样，官员们并不 要他下跪，但他还是自觉地跪下了。总之，当时的中国虽已建立起现代的国家政治体制 ，而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却远远不能适应。 启蒙运动就是在这个背景上发生的。启蒙者们把目光投向思想文化问题，并非他们的 兴之所至，而是当时的中国现实所决定的。我们不妨看一看陈独秀等人对当时中国国情 的认识。 陈独秀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中说：“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 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 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君主专制臭味；不过胆儿小，不敢像筹安会的人，堂堂 正正的说将出来，其实心中见解，都是一样。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 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 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3](第1卷，P295-296)他甚至认为，那些创造共和、再造 共和的人物也往往不知道共和是什么，而是满脑子装的都是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正因为 这样，民主共和就很难真正实现。 李大钊在《新的!旧的!》一文中曾经指出：“中国人今日的生活全是矛盾生活，中国 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现象。”他列举了一系列例子：过年了，刚过新年，又过旧年；贺 年的人，有的鞠躬，有的跪拜；黄昏走在北京的街头，既有旧时代的更夫，又有新时代 的巡警；制定宪法，一面规定信仰自由，一面规定“孔教为修身大本”，以法律强迫人 们尊孔；关于婚姻，一方面订立禁止重婚的刑律，一方面却保留纳妾的习俗。李大钊说 ：“矛盾的生活，就是新旧不调和的生活，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旧的，其间相配去不知 几千万里的东西，偏偏凑在一处，分立对抗的生活。这种生活，最是苦痛，最无趣味， 最容易起冲突。”[4](上卷，P537) 高一涵在《非“君师主义”》中说：“共和政治，不是推翻皇帝，便算了事。国体改 革，一切学术思想亦必同时改革；单换一块共和国招牌，而店中所卖的，还是那些皇帝 ‘御用’的旧贷，绝不得谓为革命成功。法国当未革命之前，就有卢梭、福禄特尔、孟 德斯鸠诸人，各以天赋人权平等自由之说，灌入人民脑中；所以打破帝制，共和思想， 即深入于一般人心。美国当属英的时候，平等自由民约诸说，已深印于人心，所以甫脱 英国的范围，即能建设平民政治。中国革命是以种族思想争来的，不是以共和思想争来 的；所以皇帝虽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所以人民国以来，总统之行为，几 无一处不摹仿皇帝。皇帝祀天，总统也祀天；皇帝尊孔，总统也尊孔；皇帝出来地下敷 黄土，总统出来地下也敷黄土；皇帝正心，总统也要正心；皇帝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 责’，总统也想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这就是制度革命思想不革命的铁证。”[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