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4)04-0098-08 1919年发生的五四文学革命，即使不包括它的酝酿与前奏，也已经有了85年的历史。 在这几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各种思潮起伏跌宕 ，文学本身也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推陈出新。五四文学革命已经经受了严酷的时间检验 ，它的历史功过、成败得失已经毫无遮掩地摆在人们面前。人们常说：历史是最无情的 “审判官”。五四文学革命已经经受了85年的历史“审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 于人们看问题的立场(立足点)、观点(视角)、方法(思维方式)千差万别，同样一个事物 ，就有了不同的认识和评价。对于五四文学革命，情况正是如此。不同观点的分歧和对 立，几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半个多世纪以来，它遭到了激烈的非难和挑战。它到底 是一座历史的丰碑还是所谓“历史的倒退”?它到底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或者如某 些学者所说的功过相当?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已经成了刻不容缓的学术课题。 一、半个世纪以来对五四文学革命的非难和挑战 1.“新儒学派”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根本否定。 “新儒学派”亦即新国粹派，最早的代表人物为梁漱溟先生，早在五四当年，他便在 北京大学的课堂上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陈独秀、胡适等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他的《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至今仍是“新儒学派”奉为圭臬的经典。新中国成立后，“新儒学 派”的代表人物(如熊十力、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钱穆等)大多移居台、 港、海外，形成了一个相当强大的思想流派。他们的基本观点即认为五四是一场非理性 的、盲目崇洋的、数典诬祖的错误运动。他们认为五四反对孔夫子(甚至“打倒孔家店 ”)、糟践传统的伦理道德，都是完全错误的，甚至是疯狂的、丧失理智的。他们根本 不承认五四是什么“启蒙运动”，他们认为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在世界遥遥领先，儒家 学说是世界上最丰富、最完备、最先进的伦理道德学说，何须别人“启蒙”?至于陈独 秀、胡适、鲁迅等五四文学革命的领袖或中坚人物，他们更认为是一批不学无术的小人 。 台港、海外“新儒学派”中态度最激烈、观点最具杀伤力的，应该说是徐复观先生。 这特别表现在他对也是流寓台港、海外的五四文学革命的领袖人物胡适的不遗余力的攻 击上。特别在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这种攻击更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1961年11月6日，胡适应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在台负责人之请，作了题为《科学发展所需 要的社会改革》的讲演，重申了他五四时期的一些观点，认为“东方的精神文明”绝不 值得骄傲，“必须丢掉”，“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甚至“完全没有精神价值” 。胡适这些话自然不无偏激之处，未尝不可以批评和商榷。但徐复观先生却采取了斥责 甚至辱骂的态度。在《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一文中，徐氏写道： 他(指胡适)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以掩饰自己的无 知，向西方人卖俏，因此得点残羹冷汁，来维持早已摔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 他还说：由胡适“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胡适是 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他后来甚至说胡适什么学问都没有，“对人类 任何学问都沾不到边”。胡适性情宽厚随和，从不与“新儒学派”正面交锋，尽量迥避 。但他有很重的心脏病，这种“强刺激”还是对他起到了致命作用。1962年6月24日， 他一头栽倒在“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的一次晚宴上，当即含恨而死。 鲁迅去逝得早，不是徐先生的主要攻击对象，但有些话说得也很够份量。1952年，他 在香港新亚书院文学会发表了一个讲演，题目就叫《漫谈鲁迅》，主要谈了三点：1.在 世界文坛上，鲁迅只能算“三流作家”；2.日本河上肇是“大家”，鲁迅只能算“名家 ”；3.鲁迅接触中外名著甚少，“在他阅读的书单中，找不出一两部真正有份量的中西 著作，这就使他的思想得不到开扩的机会”。 徐先生的这些论断，不能不说是惊世骇俗。作为《鲁迅研究史》的著者，我也是第一 次看到。1996年当我在新亚图书馆读到这些论断时，禁不住目瞪口呆。平心而论，徐先 生的这些论断，多少有些信口开河，经不住推敲。如果说在世界文坛上鲁迅只能算“三 流作家”，那么，我堂堂中华还有无“一流作家”呢?世界文坛还有无“一流作家”呢? 河上肇是日本20世纪初的一位经济学家，他怎能和鲁迅开比例?如果可开比例，他又怎 能和鲁迅相比?至于说鲁迅没有读过多少书，这更是天方夜谭。鲁迅读书之多，众所周 知，是世界罕见的。中国的四书五经之类，很多他都可以背诵。他的《中国小说史略》 涉及了多少古籍?而他《坟》中的那些文言论文，又涉及了多少外国经典和名著?徐先生一味贬低五四文学的奠基人，不由自主地便把实事求是的原则置诸脑后了。 2.受“新儒学派”影响的“传统文化维护派”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指责和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