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19日晚，穆旦骑自行车在南开大学昏暗的学生宿舍楼区摔伤，次年2月26日 因突发心脏病病逝。穆旦生命最后一年多的时间，也是他的诗歌创作的最后一个爆发期 (注：本文所引用之穆旦诗作均依据李方编《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下不一一注明。所述穆旦生平据该书附录李方编《穆旦(查良铮)年谱简编》。)。在 停止写诗近二十年后突然的喷发，这里面，当然有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成分——这些诗 作中有很大成分是对已往生命的总结，似乎在病中，穆旦有了更充分的时间来冷静地反 思自己的历程。 目前存留的穆旦1976年的诗作中，写作时间最早的《智慧之歌》，具有某种原型性的 意义。《智慧之歌》基本的构思，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反讽：人生到了“幻想底尽头”， “这是一片落叶飘零底树林”，所有的过去的“欢喜”——“青春”、“友谊”、“理 想”，等等，“现在都枯黄地堆积在内心”，“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然而这智慧 之树的长青，却是以“我的苦汁”为营养的，亦因此，“它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 我咒诅它每一片叶的滋长”。如果连痛苦中滋生的智慧也是要“咒诅”的，那么这种智 慧也就没有什么可自傲的，而作为其基调的痛苦也就绝对不是、也容不得任何浮泛、感 伤的情绪的装饰。 王佐良评穆旦晚年诗，说：“三十年过去了，良铮依然写得动人。他运用语言的能力 ，他对形式的关注，还在那里——只是情绪不同了：沉思，忧郁，有时突然迸发一问… …实是内心痛苦的叫喊；更多的时候，则是一种含有深沉悲哀的成熟。”(注：王佐良 ：《谈穆旦的诗》，引文见《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第5页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自1952年决定回国，经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曲折， 穆旦的诗歌更为成熟深沉，自是意料中事，但就知识分子的遭遇来说，穆旦在新中国的 命运并不能算作特殊，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诗歌仍然保留了他对于世界、自我和人生的审 视方式，由此自然有比一般的控诉性的写作远为复杂深入的洞见。 而穆旦诗歌的特点，也正在于他着力突显复杂。他常常并置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相反情 形，但并置的目的却不是用辩证法将之装饰得滑溜顺畅，而是呈现、突出其中的两难， 把困难、悖谬赤裸裸呈现到人面前。这与奥登的影响不无关系，晚年的穆旦说：“奥登 说他要写他那一代人的历史经验，就是前人所未遇到过的独特经验。……我由此引申一 下，就是，诗应该写出‘发现底惊异’。你对生活有特别的发现，这发现使你大吃一惊 ，……于是你把这种惊异之处写出来，其中或痛苦或喜悦，但写出之后，你心中如释重 负，摆脱了生活给你的重压之感，这样，你就写成了一首有血肉的诗，而不是一首不关 痛痒的人云亦云的诗。……”(注：穆旦：《致郭保卫的信(二)》，引文见曹元勇编《 世纪的回响·作品卷 蛇的诱惑》第223页，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关注穆旦的潜在写 作，最重要的自然是关注其“发现的惊异”。 一 就穆旦的写作来看，这种“发现的惊异”的第一个层次，是关于“诱惑”的主题。50 年代在穆旦的写作(写于1956年的《妖女的歌》)中，诱惑与幻灭的主题已然出现。到了 1975年写作的《苍蝇》里，这种幻灭感更为强烈，也更为沉痛。这里依然是“诱惑”的 主题，但从苍蝇的角度写来，另有一种辛酸：苍蝇渺小辛劳，生活无着，虽然为人所厌 腻，但也有着自己的快乐，对世界也充满好奇，然而，“自居为平等的生命，/你也来 歌唱夏季；/是一种幻觉，理想，/把你吸引到这里，/飞进门，又爬进窗，来承受猛烈 的拍击”。简言之，这里的“苍蝇”几乎就是在“新时代”被视为异类、饱受折磨歧视 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不过，在对诱惑的疑问之外，这里也有着对苍蝇的天真的反嘲，而 实际上，这也何尝不可以看作是对天真的自我的反嘲。 写于1976年的《好梦》、《神的变形》与写作年代不详的《爱情》，依然是探究“梦 ”(理想/幻想)的欺骗，却进一步分析了这种梦的悖谬的成因与一步步的发展变化，比 《妖女的歌》和《苍蝇》仅体现刹那的感觉和洞悟要来复杂得多。抗战期间，穆旦曾经 讴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然而，在《好梦》这首诗中，穆旦却揭示了这种“好梦” 在历史情境压迫下的演变，它“集中了我们的幻想”，由于历史的谬误，我们“由于恨 ，才对它滋生感情”，但这“好梦”只不过是“谬误的另一个幻影”，终于，它不能不 在失去感召力之后，由最初的夸张粉饰的乌托邦走向造神运动，最终只能用强力来制造 和维持信仰，结语的“但它造成的不过是可怕的空虚，/和从四面八方被嘲笑的荒唐” ，尤其沉痛。《好梦》几乎概括了整个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但值得注意的是，在 这里，由“好梦”发展成“噩梦”，梦仍是“我们”的梦，没有“我们”的参与，那由 “幻想”发展到“专制”的戏剧，便失去了其基本的感情动力，穆旦处理的虽然是诱惑 的主题，但这里却也并没有放弃对“自我”的清算。 1976年，历史在进行巨大的转折，尤其是这一年10月“四人帮”倒台，民间议论纷纷 ，许多人抱着不切实际的希望，但卧病在床的穆旦，却显示出可贵的清醒(注：参看穆 旦《致郭保卫的信(十七)》，《蛇的诱惑》第248页。)。经历历史的重重波折，穆旦显 然看透了各种各样的诱惑之后的权力运作的秘密。写于这一年的《神的变形》是一出小 小的诗剧，其内涵却包蕴了各种权力机制运作的机密。诗剧的结尾，对于神、魔、人反 复争斗的历史悲喜剧，权力冷冷地发话：“不管是神，是魔，是人，登上宝座，/我有 种种幻术越过他的誓言，/以我的腐蚀剂伸入各个角落……”对于人在历史之中可能遭 受的诱骗，穆旦一直有一种警觉。不过历史的悖谬在于，在40年代对现实的复杂悖谬、 人性的脆弱与易受欺骗如此清醒的穆旦，仍然在随后而来的历史的转折关头不能不受“ 好梦”的诱惑——实际上，在穆旦40年代的那些诗作中，我们依然能从他对世界的复杂 性的把握之下，感觉到深蕴在其底层的对一个新的合理的社会的激情渴望，这本来是无 可非议甚至是应该尊敬的，不过那种恼人的历史的诱惑与捉弄却也就隐藏其间，但由诱 惑清醒之后，穆旦由历史对个人的诱惑，发现权力机制运作的秘密，将之化为一种清醒 得甚至有些残酷的诗篇。这以“苦汁”为营养的智慧之树上的果子，后来者理应细心品 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