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04)03-0111-07 一 如果从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算起，截止1949 年，现代文学只有32年的历史。这一时段，相对于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来说，实在只是 短短的一瞬。但是，一则由于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源头，这样一来，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的五四新文学及其后来的多路演 进，就被视为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进程的一面镜子，赋予了特殊的社会意义； 二则五四文学革命的确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文学时代，经过三十几年的扬弃与探索、借鉴 与创造，基本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文学转型，现代文学的精神内涵与文体风貌都焕然 一新，为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学传统增添了富于生命力的新质，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走 向未来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源。所以，研究对象的时段与学科自身的历史(注：新文学 史的研究，滥觞于20年代初，其代表作是1922年3月胡适为上海《申报》馆50周年纪念 特刊《最近之五十年》所撰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参照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 撰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第4页。)都不长的现代文学，能够迅速成为 显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日益趋于成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据大略的统计，涵盖3000余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著作约有500余种，大约平均每一种著 作涵盖6年，也就是说平均每年只有0.17种相对应，而涵盖32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 约有200种以上，大约平均每一种著作涵盖不到两个月，也就是说，平均每年约有6种相 对应。就时段涵盖量而言，现代文学史是古代文学史的36倍之多。 从研究队伍来看，截止目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在册会员有1880余人，虽未入会但 从事现代文学教学、研究、编辑的人员以及从事其他职业的现代文学硕士、博士，也有 1000多人，加在一起大约3000多人。而且由于学科力量的雄厚，每年20个博士点与近百 个硕士点招收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数量也相当可观，为本学科源源不断地培养新生力量。 即使以3000人计，这么多人在32年的文学史土地上耕耘，平均每人不到4天。这样的学 科人口密度在文学史研究中恐怕是首屈一指的。 研究队伍的规模庞大与成果数量的快速增长，固然显示出学科的兴盛，但也带来了一 些问题，诸如研究者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研究成果的单一与粗糙、重复性的劳动—— 陈旧的命题、重复的论证——屡见不鲜，浪费了宝贵的精力、时间与物资财富。因此， 学科危机感相伴而生。有些年轻学子虽然出于喜爱或其他原因(如现代文学较之古代文 学，没有文字方面的障碍)，选择了现代文学作为研究方向，但对学位论文的选题感到 茫然，缺乏信心，感叹说题目已经被20世纪八九十年代做尽了。有些学者则致力于开疆 拓土，或向古代、近代溯源；或顺势走向当代文学；或将眼光投之于异域，追寻现代性 的外来影响；或在教育史、出版史、思想史、文化史、地域文化、宗教文化等与现代文 学的边际和交叉中，探求新的思路与新的天地；或在现代文学的时段内，关注以往有所 忽略甚至完全视而不见的文学现象，诸如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经济文化相对落后 地区的文学、旧形式痕迹明显的通俗文学、旧体诗词、现代戏曲，等等。这些无疑都不 失为具有积极意义的努力，而且确实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值得进一步向前推进、发扬光 大。但是，在原初意义上的现代文学领域，也决非无事可做，而是大有可为。本文所要 论述的是，现代文学经典仍有重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二 经过历史的筛选与磨砺，现代文学的精品可以毫无疑问地进入中国文学经典系列乃至 世界文学宝库。现代文学研究，曾经在经典解读上花费了不少气力，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但在我看来，仍有重读的必要，原因至少有以下四点。 一是重新确认经典的需要。经典是历史的产物，对经典的认识也是一个历史过程。随 着历史的演进与文化氛围的嬗变，人们对经典的认识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有的经典 地位比较稳定，只是认识的角度有所不同。譬如鲁迅小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被视 为政治革命的一面镜子；80年代，其思想革命的意义受到重视；90年代，又有学者阐释 鲁迅作品乃至鲁迅精神的生命哲学内涵，或发掘其自由主义价值。有的作品，曾被看作 经典，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退出经典行列。如鲁迅写于1927年的杂文《文学和出 汗》，曾经很受重视，被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三年级语文教材，这种情况一直延续 到1990年版。这篇杂文属于论辩之作，虽然泼辣而俏皮，但在鲁迅杂文乃至全部现代杂 文之中，其思想的深刻性与艺术的独创性恐怕距离经典尚有一定的距离。 先前没有看在眼里的顽石，后来可能发现竟是一块美玉。中外文学史上，不乏此类事 例，诸如陶渊明与杜甫的诗歌、莎士比亚戏剧，当时的评价远没有后来高。至于《金瓶 梅》、《红楼梦》，更是由于反传统的精神内涵和白话语体，在很长时间内只能在民间 悄悄流行，而无法纳入主流文学的经典行列。直到进入现代社会，它们才能堂而皇之地 步入经典的金色大厅。张爱玲的小说，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的几十年间，中国大 陆学术界采取视若无睹的态度，几十种文学史中连这位作家的名字都没有提到，更不要 说作出足够的评价。改革开放以后，美国学者夏志清为张爱玲开列专章的《中国现代小 说史》传了进来，引起我们的注意，重新去读张爱玲，得出的结论虽然未必与夏志清完 全一致，但张爱玲小说确有不同凡响之处逐渐成为文学史界的共识。张爱玲在上海沦陷 时期的小说，主要以新旧交织、华洋错杂的沪港两地为舞台，生动地展示了变态的生活 与扭曲的人性，女性的负面性洞察与心理世界的剖析堪称一绝，由结构、语调、语言所 形成的叙事风格也呈现出中西合璧、古今融会的别样姿态。尤其是《金锁记》，以其心 理刻画的深邃老辣与文体的圆润别致成为无可争议的经典。 如果说张爱玲的一度被遮蔽主要是由于政治原因(上海沦陷时期，她在有着日伪背景的 刊物上发表过作品；50年代初赴港后，出版过带有反共色彩的《秧歌》与《赤地之恋》 )，后来她在大陆文学史上的出山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以后绝对化政治标准的放弃，那 么，沈从文、冯至、汪曾祺等人的诗化小说的被看重，则根源于社会审美风尚的变化。 在崇尚血火交迸氛围与雄壮粗犷风格的时代，40年代的诗化小说在文学史上找不到应有 的位置，更谈不上新的发展。只有到了审美追求多元化的新时期，沈从文的《摘星录》 、冯至的《伍子胥》、汪曾祺的《复仇》等小说才能重新浮出水面，为学术界所看重。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眼光，谁也不能说经典已经“一网打尽”，谁也 不能说经典的神韵已经一览无余。重新确认经典与阐释经典的工作将伴随着历史的发展 而向前演进，也只有经得起重新解读的作品才成其为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