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别的时辰已经到了，我们各走各的路吧”，苏格拉底在那场著名的审判中发表完 最后一次演讲后，从容地对弟子们说。而在几千年后的另一个国度，以“摩罗”精神为 宗而在绝望与忧患中挣扎、苦斗一生的鲁迅也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戏拟了一条相似的遗 嘱：“忘记我，管自己生活”(注：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死》，《鲁迅全集》第6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2页。)。然而吊诡的是，以“摩罗”自宗而决然“ 独自远行”的鲁迅却如自命“牛虻”的苏格拉底一样，被身后的历史赋予了种种神性的 命名与解释，成为后人所纪念、称颂的“圣者”。正因为如此，在“独自远行”之后， “鲁迅道路”和围绕对“鲁迅道路”的思考就作为一种远远超越学术意义的公众问题开 始浮出历史地表，甚至一度扩大为意识形态的“路线”问题(注：对鲁迅的道路进行概 括的尝试实际上在鲁迅生前就已经开始了，而这种概括意愿在鲁迅去世之后的“纪念” 与“学习”中更为紧迫、强烈与突出。瞿秋白在1933年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提出关 于鲁迅“自己的道路”的概念，号召“我们应当向他学习，我们应当同着他前进”，他 的理论模式对后来的鲁迅研究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此后仅1949年以前以鲁迅道路命 题的文章就有周扬的《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吴敏的《中国知识分子 的道路》等近数十篇；香港文艺出版社还在1948年出版了以《鲁迅的道路》命名的研究 专集；至于浩如烟海的纪念文章，难以枚举。鉴于此，本文在众多学术与非学术意义的 研究、纪念文章中提炼出“鲁迅道路”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内在发生是鲁迅由一位孤独 的思想者成为公众视域的共享物的必然结果，而其道路的意义随着公共化而不断被放大 的现实效应就是：“沿着鲁迅道路奋勇前进”的召唤被不同时期的不同利益需求者阐释 和提取出不同的意义。因此，不是“鲁迅道路”自身而是“鲁迅道路”背后不同的话语 权力，使得该概念上升(下降)为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使得鲁迅研究自觉不自觉地面对着 这样一个必须面对的前提(结论)。)。 一 随着鲁迅之于中国现代历史的意义的不断发现，关于“鲁迅道路”的理论描述与概括 成为人们认知与重新认知鲁迅的一个关键性问题。“鲁迅道路”的概念成了鲁迅研究链 条中衔接无数“新”问题起点与“旧”问题终点的重要环扣。事实上，在以“鲁迅道路 ”这一概念为前提的诸多思考中也不乏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然而一个共同的问题却是 ，许多研究在以这一概念作为起点并急于为这一问题做出最终的结论时，却往往忽略了 对作为问题前提的这一概念的历史分析。在这样的论述中，“鲁迅道路”的概念基本上 被视为自明的、先验的，因而也是无须进行分析的。由此，它不会注意到“鲁迅道路” 这一概念的历史痕迹和后天“制作”的性质，进而也不会注意到：这一概念是如何转化 为一种问题的，而作为一种问题意识的历史浮出又是缘何形成，如何构成的；其内在构 成的本质特征是什么，这一特征又表征或反映出什么样的问题?忽略了这一系列问题，很 难想象“鲁迅道路”的理论概括能否真正切入实际与实质。 鲁迅逝世后，郁达夫曾有过极具代表性的评议：“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 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 望的奴隶之邦。”(注：郁达夫：《怀鲁迅》，载1936年11月1日《文学》月刊第7卷第5 期。)这其实也道出了一个客观的事实：鲁迅以独特的思想在中国现代史上所发生的影 响力，已使他成为一种“伟大的存在”，具备了一种“典范”的意义。也正是由于鲁迅 自身所具有的这样一种内在因素，胡风以中国文人最为尊贵的“圣者”(注：胡风：《 从“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生长起来的》，《胡风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24页。)称号来指称鲁迅，而这种指称虽偶有非议却一度为人们所接受，也说 明了一种既成的事实。 《文心雕龙·原道》篇中曰：“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既隐示着成圣成道 这种传统文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明示出“圣”与“道”、“文”之间所建构的一种 三维关系：“圣”以“文”的形式承载与彰明“道”，而承传圣道的责任同时也构成了 由文人而圣人的角色归属与人格界定。因此，对于后人尤其是弟子们来说，“学习”、 “纪念”的意义实际上就是对“圣者”之“道”的一种传习与赓续。而在学习即为传道 的这样一种过程中，“道路”的问题复杂化，但既然要澄清使得问题突显出来的“道” 与“道路”之间的关系，就不能不涉入对“道路”语词的深层分析。“道”的原始本义 即是“路”，《说文解字》以“所行道也”释“道”与《易经》“履”卦九二爻的“履 道坦坦”，就从字源与词源意义上说明了这一点。“道”的意义在经过不断抽象、丰富 的发展过程中，“路”这一词语也承担了“道”的本原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路”对 “道”完全替代或“道”的原始意义的完全丧失。换言之，“道”在经过形而上的意义 提升后，不是与“路”这一原初意义发生了完全的断裂，而是丰富、发展了“道”所潜 含的抽象意指的可能性。语意基本内涵的这种稳定性就使得“道”的语义在发展演变过 程中仍与“路”存在、建构着一种本质关联：一方面，“道”的理念意义是人在行路实 践中所需要的一种回答为何走与如何走的价值依据；另一方面，“道”的意义实现也同 样需要通过个体的行路实践去体悟与承担。所以，在“道”抽象为理念性的意义而带来 言不尽道、难以直解的言说困难时，结合“道”的本意“路”来说明“道”似乎就成了 一种可能与可行的选择。应该指出，“鲁迅道路”作为一种突出的问题意识浮出现代历 史，并不是这种方法论所产生的结果，而且它也远未达致方法论意识的自觉与深刻。但 这一问题的浮出却再次以深厚的集体无意识说明了“道路”与“道”、“圣”之间的内 在同构关系：“鲁迅道路”问题的出现缘于后人对鲁迅作为“圣者”的角色认同，而通 过对“鲁迅道路”的说明来理解、承传鲁迅之“道”，就成了该思路的一种当然的要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