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小引：鲁迅与中国文学身体诉说的传统 中国文学从古到今一直就有身体诉说的传统——《易传》所谓“近取诸身”便是。老 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而他的《道德经》本身就充满了一连串身体设譬 。庄子说君子认识大道妙要即“体道”，孔子说“吾日三省乎吾身”，孟子也主张以“ 修身”为先，并详细说明天降大任于斯人，将如何从考验其身体开始。体验、体悟、体 征之类的话头，后来在哲学和日常语言中流行开来，以强调必须在切身的经验中理解悬 空的道理，“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这是哲学思想中涉及身体的地方，至于像《黄帝 内经》等包含丰富的医学知识的著作，对于身体的探索，就更加突出了。汉以后，佛教 东来，增广了中国人对身体的认识，也强化了中国固有的身体诉说的传统。“身”的概 念，因为运用极广，引申意义也日益杂多，并向汉语言文字和文学四面八方扩散，除了 最初的“肉身”、“身躯”之外，还指事物的主要部分，以及抽象的“自我”，因此客 观上谈论事物的本质，主观上涉及自我，都离不开身体语言，而“身”、“体”、“身 子”、“躯壳”、“形骸”、“血肉”、“肉身”以及与之相关的“形”、“气”、“ 性”等等，遂成为汉民族文化中一整套成体系的基本概念(注：有关中国传统思想中的 “身体观”的研究，可参看蔡壁名《身体与自然——以<黄帝内经素问>为中心论古代思 想传统中的身体观》，国立台湾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杨儒宾《儒家身体观》，中央研 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年版；杨儒宾主编《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气论及身体观》 ，台北巨流出版公司1993年版；另见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这一代人的怕与爱》(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等著作。)。 文学描写得此沾溉并有所发扬，是很自然的事，所以就有陶渊明的“身没名亦尽，念 兹五情热”，杜甫的“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多病所须惟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李义山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刘禹锡的“巴山蜀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李后主的“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 贪欢”，苏轼的“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王夫之的“六经责我开生面，七 尺从头乞活埋”……诸如此类连绵不绝的身体言说。在以儒、道、释思想为根基的文学 作品乃至日常讲谈中，人的身体，从头到脚，大概没有不曾涉及到的。不仅女性身体经 常成为男性作家们描写的对象，也有《世说新语》那样描写男性身体“风度”的大集成 。通俗的小说戏曲不用说了(注：据夏志清介绍，夏济安曾打算专门研究中国传奇与小 说里反映的“相思病”和“仇淫妇”在身体方面的内容，参见《夏济安选集·附录》，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夏济安特别指出，“周氏兄弟”或许最多这方面的知 识。)，正统诗文涉及身体的地方也不相上下，而最常见的当属描写身体所患之病。或 许病痛使文人们格外想到了身体，或许对身体的关注使文人们特别敏感于身心两面的病 痛，反正这一类文字确乎充斥了中国文学的正统，成为中国文学一套基本的隐喻系统( 注：有关疾病的隐喻，理论上的阐释，可参看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苏珊·桑塔格的《疾 病的隐喻》和日本文学批评界代表人物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前者有程 巍的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后者有赵京华中译本，三联书店2003 年1月第1版。)。古代文人认识生命现象，描述它的出现、存在和死亡，感慨其盛衰荣 枯，穷愁显达，从来不曾离开过具体的肉身，所谓自我的生命意识、社会意识、文化意 识乃至存在意识，离开身体，皆无以寄托。比如魏晋名士们的思想态度，就多半转换为 他们对于身体的某种特殊认识与处置，即落实为具体的身体美学(“风度”)、身体政治 学(此身与君王的关系)、身体伦理学(自身与父母亲友的关系)乃至身体病理学和身体管 理学(包含深意的服药饮酒)。鲁迅的著名讲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不过 抓住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段落稍加阐发，却已足见他对身体与文学之关系的了解之深， 可说是开了现代中国学界从身体角度研究精神文化史的先河。 文学语言并非作家们脱离其文化根基苦心孤诣的生造，那种认为文学有其特殊的语言 、诗歌有其特殊的“诗语”的理论，现在大概已经站不住脚了，但我们仍然不妨说，文 学语言是对日常语言的改造和升华，这种改造和升华不是为了脱离该文化的语言系统， 相反倒是要更加彰显该文化的语言系统所内涵的精神。中国文学中的身体语言也不过是 中国语言文字中固有的身体言说的一种集中表现，并非什么神秘怪异之谈。倘不了解此 点，就容易如一班妄人故意回避而益增其神秘怪异，或如一班浅人，乍见当代文学中身 体描写的流行，就以为被他们寻到了文学创作的独得之秘而加以夸张失实的解说。 鲁迅著作中不乏关于身体的语言。当他说作家应该抓住时代的“跳动着的脉搏”时(注 ：《且介亭杂文末编·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当他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是 攻守的手足”时(注：《且介亭杂文·序言》。)，当他恳请论敌们“除下假面具，赤条 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时(注：《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当他 看到先前的鬼魂附于活人的“肉身”而出现时(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 题》有言：“先前已有这样的前车，而覆车之鬼，至死不悟，现在在我面前，就附着徐 懋庸的肉身而出现了。”)，当他说许多被称为中国的国粹的东西其实只不过在一个人 脸上长出的“与众不同”的疮或瘤时(注：《热风·随感录三十五》。)，当他断言汉字 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时(注：《且介亭杂文·关于新文字——答问》。) ，当他把中华民族容纳异域文明的气度之大小比作胃口之强弱时(注：《坟·看镜有感 》。)，当他把中华民族精英比作“中国的脊梁”时(注：《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 信力了吗》。)，当他将现代中国文学为外国读者所了解的效果比喻为“肺腑而能语， 医师面如土”时(注：《且介亭杂文·<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小引》。)，当他 将“攻击时弊的文字”须与时弊一起灭亡的道理比做“白血轮之酿成疥疖”时(注：《 热风·题记》。)，当他考证孔夫子的胃病、议论徐志摩的耳朵和梁启超的腰子以及某 女士的“以脚报国”时(注：分别见《南腔北调集·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 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集外集·“音乐”?》 和《二心集·以脚报国》。)，当他讽刺道学先生们对异性身体的想象特别发达时(注： 《而已集·小杂感》。)，当他有感于“天乳犯”的罪名即将成立而嘲讽性地提倡“女 学生的身体最好是长发，束胸，半放脚”时(注：《而已集·忧“天乳”》。)，当他一 本正经地说他最初爱护中华民国就因为可以剪去辫子时(注：《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 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当他有板有眼地“说胡须”并且“从胡须说到牙齿”时( 注：参见《坟·说胡须》以及《坟·从胡须说到牙齿》。)，当他说自己在敌与友的夹 攻中只能“横站”(注：《鲁迅书信集(下)》，页695。)时，当他描绘枣树如何用枝桠 “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时(注：《野草·秋夜》。)，当他梦见自己死在路 上而尸体饱受无聊之人的骚扰时(注：《野草·死后》。)，当他说一篇杂文的发表往往 要被副刊编辑、总编辑、书报检查官和作者自己接连四次抽去骨头时(注：《<花边文学 >序言》。)，尤其当他自豪但也不无沮丧地发现“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 时(注：《野草·希望》。)，当他呼吁自己一代人“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 门”时(注：《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的写作，不是已经深深嵌入中国文 学身体诉说的传统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