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26(2004)03-0076-05 《原野》自1937年4月连载于《文丛》杂志起，便受到许多评论者的非议，甚至被断言 为“曹禺最失败的一部作品”[1](P362)。但就是这样一部“失败”的剧作，60多年来 却长演不衰，显现出非凡的艺术魅力。作为一部话剧，《原野》的接受史无疑要以演出 史为主。对其接受的一般过程我们可以作如下的描述：演出者在舞台上对于剧本的诠释 ，一方面受制于时代的专门的或业余的评论者的接受状况，并体现着这种状况；另一方 面，又有着作为一个普通的接受个体对于剧本的再创造。他们的表演直接传达给观众， 从而激发起观众对于剧本的接受。在这评论者、演出者(包含导演等)、观众(广义上也 包含评论者)所组成的接受之链中，演出者处于一种节点的地位。因而，从剧本演出历 史去考察其接受史，应是最为有效的可行的办法。因此，本文将结合评论者以及观众对 于剧本(或演出)的反应，对《原野》演出史(包括改编)进行梳理，期于能勾勒出其60多 年来接受的客观面貌来。 一、建国前的演出与改编 1937年8月7日—14日，《原野》由上海业余实验剧团在卡尔登大戏院进行首次公演。 导演兼舞台监督应云卫，主要演员有赵曙、魏鹤龄、舒绣文、英茵等。关于这次演出的 具体情况，极少有文字的记录。几天后，淞沪抗战爆发，演出被迫停止，未能在当时的 文艺界引起太大的反响。 解放前另外一次较为重要的演出是1939年8月14日—24日昆明国防剧社在新滇剧院的公 演，导演正是曹禺本人，舞台设计闻一多、雷杰元，主要演员有凤子、汪雨等。这次排 演中，曹禺将导演的重心放在“如何把人物的复杂心态表演出来，着眼于人物内心世界 的刻画”，尤其要求以“细腻而真实的表演”揭示有着复杂内心矛盾的仇虎的“深层意 识”。闻一多在舞台的布景设计上，采取“虚实结合”，“并运用了某些抽象的画法， 在灯光下形成焦点透视，把大森林的阴森而恐怖的神秘气氛表现出来”，以便能更好的 表现“人物的潜意识”，这曾使曹禺“赞赏不已”。1983年5月，曹禺在给蒋牧从的信 中曾谈到了《原野》：“《原野》是讲人与人的极爱和极恨的感情，它是抒发一个青年 作者情感的一首诗”，对于演出的意见则是：“美工是否那样写实(整个剧不要太写实) ?可否‘虚’一点?留给人想象。”[2](P255，256，464，465)从这点来看，这次演出或 许正是曹禺在舞台上真正还原《原野》“非写实”、抒发自己内心的“诗”的一次努力 。这次演出获得了成功。观众冒雨前来观看，场场满座。 除此之外，中国旅行剧团、国防艺术社、戏剧工作社等大大小小十几家剧团或剧社等 演出过《原野》，1941年还曾被易名为《森林恩仇记》由上海中国联合影业公司搬上银 幕。 《原野》发表、演出后，评论很少，而且大都持批判态度。其中较有分量的一篇是南 卓发表的。该文批评作品的现实性不够，并且对外国剧本模仿得太多，使一些细节脱离 了中国特定现实的逻辑，这些缺点导致了思想上的“不太清晰”，既有“虚无主义的倾 向”，又有“集团的意识”，“似乎又是象征命运束缚着人”[3]。40年代两篇重要的 曹禺论——吕荧的《曹禺的道路》、杨晦的《曹禺论》也论及了《原野》。前者认为《 原野》的主题在于“人与命运的抗争”，它“仍然没有脱离观念的思维的领域”，“是 一个纯观念的剧”，相对而言，他对《北京人》的评价较高，因为这个戏“是作者向现 实踏入较深的一步”[1](P295，297，299，301)。而杨晦的文章则几乎是以题材是否反 映社会的迫切问题来判定作品意义的，他批评曹禺的前三部剧作里“闻不到一点战争的 血腥，看不到一点国家民族的危机，以及整个民族的耻辱”，相反却肯定了反映抗战现 实的《蜕变》[1](P339，340)。不难看出，上述评论者强调的是作品对于现实的意义。 从这种先在的视野出发，他们认定《原野》是一部失败的作品。 《原野》当然也不乏赞赏者。郁达夫在观看了排演之后，指出《原野》是一部“带有 象征意义的问题剧”，它“明确地提出一个问题，指示我们一条道路”，认为这样“才 有深刻的印象，使永铭在读者和观众的心头”，“其价值自然远在《雷雨》、《日出》 的两剧之上”[4](P890)。尽管郁达夫高度评价了《原野》，但仍然是将其作为“问题 剧”来接受的，他与上述批评者的意见似乎是南辕北辙，出发点却是一样的。 尽管在评论界得不到太多的赏识，但这部剧却受到了观众的喜爱，唐弢说：“ 几年以来，大江南北，多少剧团演过《原野》，多少人读过《原野》……正因为《原野 》是百看不厌的剧本”，但在谈到这部剧作受人喜爱的原因时又说：“这个剧本里有‘ 戏’，群众看起来过瘾，这个剧本里有生活，顾盼左右，仿佛就在身边，让人看起来恐 惧和欢喜。”[4](P894)这段话向我们透露了普通的观众对于《原野》的接受角度。在 中国古典戏曲的熏陶中成长的观众在观赏话剧这种舶来品时，恐怕首先关注的还是“戏 ”，是戏剧的“本事”，是里面能让人觉得“过瘾”的情节、鲜明的人物以及尖锐的矛 盾冲突。至于作者试图要在剧中表现的“诗”、“情感”则被摒弃到了接受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