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 2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4)03-0092-04 《小说月报》1910年创刊后，很快便成为民初文坛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一个 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拥有一支非常出色的作者群。在民初小说界，《小说月报》的作 者群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组合。在这份民初最大的文学杂志中，可以说荟萃了当时文坛的 各路精英，而这些精英们也以他们的创作对《小说月报》的面貌发生着影响。 在晚清以前，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职业作家。作家的职业化，即以创作作为谋生 的主要手段，始于清末民初。清末民初小说市场的成长壮大以及各种小说刊物的风起云 涌，为职业作家的诞生提供了最为关键的因素。晚清以来，出版业的迅速发展和版权观 念的输入则为这些作家的劳动提供了外部保障。1910年，清政府颁布的《著作权律》中 明确规定：“著作权归著作者终身有之；又著作者身故，得由其继承人继续至三十年” ；在此期间，“他人不得翻印仿制，及用各种假冒方法以侵损其著作权”[1]。许多杂 志则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保护版权的各种规定。如《小说林》杂志在第三期公告中就宣 布：“本社所有小说，无论长篇短篇，皆购有版权，早经存案，不许翻印转载。”对版 权的保护，保障了作家的经济利益，直接促进了作家的职业化。稿酬制度的逐渐形成则 使作家以写作作为职业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大量文人走入作家队伍主要是在1905年以后。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使文人传统的 仕进之路从此断绝。在生不逢时的慨叹中，他们不得不重新寻找出路。一部分文人，如 南社的大部分同仁选择为官僚做幕僚，间接地实现传统文人的政治理想。大量的文人则 不得不从此走下庙堂，寻找别的出路。小说可以赚钱糊口这一现实使他们很容易走上职 业作家的道路，以笔耕来养活自己和家人。即使是那些衣食无忧的富家子弟，面对一种 梦想的破灭，也很自然地以笔墨来宣泄心中的落寞和失望。写小说一时间成了最时髦也 最流行的事。以至于评论家也意识到“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 ，盖昔之肆力于八股者，今则斗心角智，无不以小说家自命”[2]。 然而，谋生需求中繁盛起来的小说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原本不该出现的问题。一 部分作家为利益所诱惑，粗制滥造，使大批低劣堕落的小说充斥小说市场。稍有责任感 的作家也处于两难之中。一方面，他们想努力坚持知识分子的道德理想和文化理想，但 另一方面，他们又为市场所逼迫，不得不努力适应市民阶层的欣赏口味。这种矛盾几乎 一直伴随着清末和民初的作家，也影响着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作家们一方面夜以继 日地创作，另一方面，又认为自己从事的创作是可耻可羞、见不得人的职业。这除受传 统轻视小说观念的影响之外，最关键的恐怕就是作家本人从自己从事的为稿酬而制造小 说的劳动中体验不到任何崇高感和自豪感。如吴绮缘就发出了这样的慨叹：“嗟乎!吾 曹负昂藏七尺躯，处此浊世，不思有以自见，乃犹日握铅椠，从事于稗官家言，夫亦可 耻甚矣!”[3]就连大名鼎鼎的徐枕亚也有这样的羞愧：“大丈夫不能负长枪大戟为国家 干城，又不能著书立说以经世有用之文章，先觉觉后觉，待恃此雕虫小计与天下相见， 已自可羞。”[3]体现在创作上，随着作家价值取向的不同，他们也分化成了主张不同 的创作群体。可以说，在民初文坛，与文化上的复杂和群龙无首相适应，作家群体也呈 现出及其复杂的状态和组合。 1910—1920年的《小说月报》的作者群正是在清末民初职业作家产生的背景上形成的 。从构成上来说，他们大致可以分为4类。第一类是坚持传统文体创作的旧派作家，其 中有清末民初著名的诗文家陈衍、我一(庄俞)、蒋维乔、林纾、柳亚子等，还有进行旧 派小说创作的程瞻庐、许指严等。第二类是过渡型文人，有身兼编辑和作者二任的王蕴 章和恽铁樵以及徐卓呆、汪剑虹、周瘦鹃等。第三类大多后来成为新文学作家，主要有 鲁迅、沈雁冰、沈泽民、王统照、刘半农、梁实秋、谢六逸等。第四类是学者类的作者 ，包括管达如、孙毓修、蔡元培、吴梅、容闳、泖东一蟹、张毅汉等。 从教育背景来看，第一类作者所受教育以传统教育为主，他们的创作主要为旧式诗文 、旧派章回小说以及笔记小说。第二类作者所受教育以传统教育为主，但也受过新式的 学校教育、欧美教育以及日本教育。第三类作者大多具有三重教育背景，如鲁迅就不仅 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还接受过新式的学校教育与日本教育。梁实秋则有传统私塾教育 、新式学校教育和欧美教育三重教育背景。第四类作者中，泖东一蟹是纯粹的旧式文人 ，管达如和孙毓修是过渡型文人，所受教育虽以中国传统教育为主，但他们本人倾心向 学，知识结构中也包含新式教育的成分。容闳接受欧美教育居多，蔡元培和吴梅则兼容 中西、新旧，具有多重教育背景。 从文化价值取向来看，第一类作者，即旧派作家，文化上趋于保守。第二类作者，可 归之为过渡型文人，一般都是“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4]。在文化态度上，趋 向于接受较新的东西，但又不能和传统彻底决裂。第三类作者的文化态度较为坚决，一 开始就和传统拉开了一定距离，这与他们接受了较多的新式教育和国外教育分不开。可 以说，教育背景的差异决定了这一批文人知识结构的不同，而知识结构的不同反过来又 决定了他们不同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 作为民初文人，受整个时代状况的影响，1910—1920年的《小说月报》作者群的心态 和思想具有浓郁的民初特征，价值观和文化取向上的进退失据、歧路彷徨与知识分子传 统的家国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他们的精神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第一，悲悼和伤感情怀。晚清西学东渐，西方的思想和文化观念，包括价值观念传入 中国，并对中国传统的儒家观念造成了猛烈的冲击，支撑着传统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儒 家价值观念在一夜间失去了以往的正统主宰地位。另一方面，国内科举的废除，新学的 兴起，帝制的结束也对新旧观念的交替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面对辛亥革命后国内并未 好转，却日趋混乱的形势，一部分当初曾经参与辛亥革命的知识分子心理上产生了严重 的失落和无所适从。在新的价值观还未建立起来之前，这一群受传统文化沐浴的知识分 子处在了一个精神的真空，精神失去依靠的巨大伤痛和对现实的无奈都转化成了一种悲 悼和伤感情怀。这是中国文人在失意时最容易选择的逃避现实和精神宣泄的方式。陈衍 刊登在《小说月报》中的诗文充满了伤感和失落。柳亚子的诗词不是“哭”，便是伤感 的惜别，如《小说月报》一卷五号“文苑”栏中所登的《金缕曲·哭冯竟任》、《百字 令·哭秦剑霜》，《小说月报》二卷八号刊登的《伤春》、《赠楚伧》、《寄顾四夏口 》等。与此同时，大量的哀情小说和悲情小说也在加深着这种伤感氛围。就连颇能节制 感情的恽铁樵，在他的小说创作如《七十五里》、《雁声》中也烘托出一种伤惨的情境 。他的《血花一幕：革命外史之一》、《鞠有黄花：革命外史之二》等小说，也都寄托 着一代知识分子对自己曾经追求的政治理想的无奈的反思及对一代青年命运的哀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