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文学中虚构的文体一族相比，报告文学本质上应是一种对现实或晚近历史的宏大写 实，它需要有学识、有思想、有叙事激情、有文体整合意识的作家来实现其在现代文体 分工中的独特性。上个世纪，中国报告文学之所以能在一路艰辛中创造出卓越的文体独 立、崛起与兴盛的历史，其根本原因正是在于拥有一批这样的作家及其所创造的文本。 进入本世纪以来，在视觉媒介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强势逼近，以及报告文学“恐龙已死 ”、“集体日薄西山”的质疑与“判决”的情形之中，纯正的报告文学作家仍在进行着 顽强的文体坚守。这种坚守深刻地体现为对非虚构性、文化批判性和跨文体性等报告文 学最为基本的文体规范的理解与遵循，而其中对文化批判性的实践，应该说是晚近报告 文学突出的亮点。 1 临近2003年年尾，我读到了赵瑜与胡世全合作的长篇报告文学《革命百里洲》，这部 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作品，为我们讲述的却是一段沉甸甸的百年农民革命奋斗史、农村 社会变迁史和农耕文化的兴衰史。它在形式上所借用的传统章回传奇小说的语言与结构 ，给予报告文学文体以新的启示。而更为重要的是，它承继并且发展了作者在《强国梦 》《兵败汉城》和《马家军调查》等“中国体育三部曲”中所显示出的文化反思和文化 批判的叙事立场，采取一种超功利的社会与人类关怀的价值取向，由一个地域近百年来 所发生的以水患为主的自然灾害为切入点，生发至对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全 方位考察，在这中间，农民、农村和农业等“三农”问题是其核心，在历史与现实的坐 标系上，一幅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民命运多艰的生存状态图跃然而出。将一个抗洪题材 深化为对中国“三农”问题的历史与现实关照，无疑是作者力图超越浮浅时尚主题的一 着妙棋。这部作品还以它历经五载的田野调查所形成的系统历史文献和鲜活的现实资讯 ，实现了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史志性报告文学”内涵的刷新与超越。应该说，在赵瑜 之前，报告文学不乏对中国农民的书写，早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李延国的《中国农民 大趋势》、李存葆的《沂蒙九章》、杨守松的《昆山之路》等就让我们耳目一新。这些 作品固然有对农民建国以来坎坷遭遇的同情，但更主要的是再现其于农村改革大潮中胜 利者的英姿。真正从反思、忧患和批判的维度，关注“三农”问题的报告文学，当从卢 跃刚等人于1994年发表的旨在探讨农民工问题的《寻找农民的真理》开始，晚近几年渐 成热点——何建明的《根本利益》等可谓其中有影响的力作。我十分钦佩作家们对当代 中国最庞大的弱势群体的深切关注，其一是因为这种关注本身正是生动践行了报告文学 的文化批判性；其二，“农民”作为当下最不上镜的社会角色，仍然为报告文学所钟情 ，不能不说是作家们的责任、忧患、人道和良心使然。 2 报告文学作家在文本中努力践行的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不仅体现于他们对“三农” 问题的思考，也深刻地表现在他们对当代教育多方位的聚焦之中。应当说，晚近20年以 降，报告文学对教育的描述并不少见。20世纪80年代中期直到90年代出现的《中国的“ 小皇帝”》《黑色的七月》《多思的年华》《神圣忧思录》《中国大学生》《元旦的震 荡》《“希望工程”纪实》《中国乡村教师》等篇章就是其中的代表。它们从青少年教 育、大学生在改革时代的思与行、高考、教师生活待遇以及贫困地区师生的学习与生活 困境等维度，触及到中国现代化列车启动时期“教育”所面临的种种困惑与冲突。我们 可以用“忧思”来描述作家们彼时彼刻的写作状态和价值立场，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在 直面传统与现代、文明与愚昧、贫困与富裕、专制与民主、激进与保守等因子对教育的 正负面影响。所幸的是，这种“忧思”所涵盖的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品格，又似乎天然 地成为纯正报告文学作家所共有的基因遗传至新世纪之初。但此时的“忧思”已并非横 向的无深度平移，而是展示出多方位掘进的态势，它集中体现为对当代中国教育体制、 教育功能、教育目的以及教育公平等“教育文化”的深入反思和批判。何建明的《中国 高考报告》与十多年前出现的《黑色的七月》具有题材的同一性，但后者似与“特写” 相仿，而前者更具“长镜头”的优势——它在中西文化对比的广阔视野中，描述了由学 生、老师、家长及全社会共同参与完成的悲喜交加、甚至以生命为代价的“龙门圆梦” 大礼，对绵延千年的中华“考试文化”及其在当代承传的利弊得失作出深入的反省，其 “想上大学肯定没有错，但理智地选择个人成才的人生之路必然收益更可观”的理念， 使之倍增尊重个性、以人为本的人道关怀之色彩。它与作者1998年发表的以高校贫困大 学生自救与他救为主题的《落泪是金》恰好形成了一个对教育体制、教育公平问题进行 反思的有力呼应。在新世纪，与何建明一道致力于“教育文化”反思的，还有这样一些 作家和文本：范香果以其《最后的堡垒》思考教育收费制度下城乡贫困学生辍学的严峻 现实；梅洁的《西部的倾诉》以宁夏贫困地区女童失学的个案描述，扩展至对于西部女 性生存状态的“忧思”；刘元举在《中国家庭钢琴热带来的喜与悲》中，检视当下家庭 钢琴教育理念重技艺轻艺术、重功利轻素质、重“形象”轻人性的异化现象；曲兰以《 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为题，讲述自己教子的一段亲身经历，从儿子在母亲的 关爱下由一名中专退学生成长为走上大学讲台的软件专家的事实中，生动地阐明了“做 父母的应该更关心孩子的个性发展和非智力因素的培养，而被精心呵护的个性，会成为 孩子成才最重要的因素”这样一个道理，并以此批评“为考试而存在”的学生、家长及 其教育体制。尽管这些文本对“教育文化”审视的视角各有不同，但它们强调个性、关 怀人性、扶助弱势、弘扬公正的价值取向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我们不妨将此理解成报告 文学作家参与当代中国教育文化转型的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在此，还不能不说到卢跃 刚和他的近作《东方马车》。这是近20年来第一部正面直击中国民办教育的报告文学， 它所记录的是有“留学教父”之称的北大奇才俞敏洪创办迄今拥有35万学生的中国最大 民办教育机构——新东方学校的坎坷历程。我欣赏作品同作家的其它名作一样所充溢着 的前沿性、深刻性与生动性，但我更为其自觉维护报告文学文体规范的写作理念、写作 勇气和写作行为而感动——他说“以往用报告文学的形式描述企业和企业家，大多为‘ 投资人’讳，为money讳，极尽歌功颂德，阿谀奉承之能事，在社会另外一个侧面制造 了虚荣虚假，严重影响了报告文学的公信度。”因此，他要坚持“1、独立采访，独立 判断，不得干预；2、我是在记录历史，而且是信史，坚持的是公共立场，采用的是公 共价值；3、自由写作，新东方没有审稿权。”在商业主义遍地、物欲主义横流、报告 文学沦为一些人谋利工具的今天，这样的理念、勇气和行为无疑更显珍贵。作品写的是 “新东方”个案，所要探讨的却是中国这架东方马车如何才能在崎岖的道路上完成现代 化进程的严峻命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既是激情的抨击与批判，更是理性的反 思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