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文学史常将抗战时期文学(1937～1945)和随后的国共内战时期文学(1945～1949)视为一个历史存在，“40年代文学”便是它们共同的历史称谓。在这样一种历史审视中，国共内战时期文学的本质性内容往往被遮蔽了。(注：我在《战后20年文学初探》(未刊稿)中展开论述这一点。)本文拟以香港文学为例，来说明1945年至1949年的文学更多的是开启着战后文学的新格局，呈现出跟战时中国文学不同的历史风貌。 1945年8月光复后的香港，由于恢复了港英政府统治的传统，在国共内战日益激烈的中国内地之外，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一种较具包容性的空间。而在这一空间产生的文学形态主要的并非战时中国文学形态的延续，而是后来50年代文学的前奏。 1946年新年伊始，《华商报》刊出一组《绿色诗草》(注：山莓《绿色诗草》，《华商报》，1946年1月16日。)，其中有这样的诗句：“你采白色的百合花/我采红色的灯盏花/放在胸前/让我们的心/溶解于白色的纯洁/和红色的热情/然后让我们并排的坐在/密密的松针下/在青青的草地上/再一同溶解于春的绿色……”以“白色的纯洁”和“红色的热情”迎来“春的绿色”，几乎构成了本时期香港文学的基本色调。这种色调，反映了战后香港文学左翼主导的新格局。 在战后香港的文化、宣传阵地上，中国共产党显然比国民党成功得多。1945年11月13日创刊的《正报》，同年12月15日创刊的《新生日报》(创办有文艺副刊《新语》、《生趣》)，1946年1月3日复刊的《华商报》(出有文艺副刊《热风》、《茶亭》、《文艺专页》、《读书生活》等)，同年3月1日创刊的《人民报》，以及设有《文艺周刊》等副刊的《文汇报》，这些有影响的报刊都属南来的左翼文人创办。左翼文化力量对《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本地报刊的渗透也极为成功，例如1947年12月1日创刊的《星岛日报》副刊《文艺》就由范泉主编。加上《中国诗坛》(1948)、《野草文丛》、《自由丛刊》、《大众文艺丛刊》、《新青年文学丛刊》(1948)、《海燕文艺丛刊》(1948)等丛刊，“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初步书店”等新办书店，“新民主出版社”、“人间书屋”等出版社，“达德学院”、“南方学院”、“新闻学院”等新办学校，已经从作者、编者、读者及其共享空间上构筑成了一个左翼文化影响、传播机制。这一机制在全国反独裁、争民主的背景下运行得异常顺畅，几乎主导了本时期的香港文坛。 香港光复后，国民党文化势力也全面进入香港，但其成效相形见绌。其中的缘由“可能是由于国民党宣传人员无能，也可能与港英政府微妙的策略和倾向有关”(注：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本地与南来文人作品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第9页、第10页、第7页。)。港英当局对香港治权始终异常敏感。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曾训令外交部，利用日人侵华，各租界因被占据而名存实亡的局面，将租界问题在抗战胜利后一举解决，其中也涉及并非租界的香港，此举引起邱吉尔的不满。(注：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本地与南来文人作品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第9页、第10页、第7页。)抗战胜利之际，蒋介石要求将香港列为中国战区，由重庆代表受降，但遭到英国拒绝。(注：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本地与南来文人作品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第9页、第10页、第7页。)在这种情境中，港英当局对国民党势力进入香港极为关注，想方设法钳制其发展。1946年6月，由国民党海外部主办的《国民日报》被港英当局勒令停刊一段时间，就是在这一背景中发生的。 70年代前的香港文坛，一直是左右翼政治势力争夺之地。有历史意味的是，当左右翼政治势力对峙不下时，香港文学会在其“僵持”外的空间获得自身发展；而当政治势力一元主导时，香港文学就会处于政治化的境地。香港光复后，中共领导、影响下的左翼文化势力在香港迅速重新崛起；而国民党的文化营垒几乎布不成阵，这种政治格局使此时的香港文学政治化、倾向化明显，甚至成为50年代新中国文学的某种预演。 这种预演在香港文坛既表现为一种历史的激进状态，又带有较仓促的历史过渡形态。1948年新年伊始，《野草丛刊》第七集在香港出版，题名为《天下大变》，其中夏衍所写《坐电车跑野马》，就是那种“天下大变”的预演。他从香港“坐电车或者巴士”急转弯的现象生发开去，反复谈及“假如以时代为车而以人为搭客”，能“像一个搭客四肢平伏地紧贴在车上，那么不管这车子如何的骤停急转，这样的搭客总可以保持安定”。乘客四肢伏地，在现实中不可思议，却是“天下大变”之时避免被抛弃的必取之姿。值得关注的是，夏衍对“天下大变”之势的分析，完全置于二次大战结束后世界情势激变的背景上，其表明的立场实际上是战后东亚现代性曲折展开的一种开始。当中国内地还处于向国民党政权做殊死搏斗之时，香港文坛也提前进入了“美帝国主义”已不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疯狂地进行着建立世界霸权和制造着三次大战”，“日益强大的苏联坚持着全世界各国人民应有其自由选择其政制的立场，勇敢地担负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建立世界霸权的任务”(注：夏衍：《天下大变》，载《野草丛刊》第七集，1948年1月。)这样一种东西方冷战对峙的情境。这种历史抉择将中国命运跟“世界范围”的“已经划分得清清楚楚”的“两条战线”(注：夏衍：《天下大变》，载《野草丛刊》第七集，1948年1月。)联系在一起，必然改变“五四”后新文学呼应世界潮流的内在格局，不仅改变“五四”新文学立足感时忧国传统呼应世界民主潮流的走向，也改变战时中国文学由于置身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而获得的世界性视野，而进入一种更凸现其意识形态性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