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藏记》是宗璞的长篇四卷本小说《野葫芦引》中的第二部，它诞生在2001年，是新世纪初一部优秀的长篇历史小说。这部学者小说在艺术上是高雅文学的典范，文字优美雅洁，典故丰富，深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底蕴。但是，《东藏记》中却充斥着大量的贱商话语，呈现出明显的思想方面的缺陷。在整个20世纪里，西方商品经济意识的大面积涌入，加速了我国现代化进程，宗璞却敌视、排斥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文本中可以看出，对儒家传统文化的捍卫，使宗璞以保守主义态度对待西方文化资源，因此，笔者认为，宗璞以儒家思想的高扬来抵制西方文化的融入，在中西文明碰撞冲突中坚持保守主义立场，明显不利于中华文明在全球化进程中吐故纳新，更新发展。 宗璞鄙薄和否定经济人，意在埋葬人们的商业意识，物质主义思想。在小说中，她让在资源委员会做经济情报的掌心雷莫名其妙地突然死亡，对在课余赚外快过舒适生活的教师尤甲仁冷嘲热讽，最为明显的是，作者在文本中极力贬低、嘲讽商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丑化歪曲商人吕香阁的形象。吕香阁是吕老太爷的本家，地位近似仆人。她为避战乱随凌雪妍、李宇明离开日军侵占的北平，到处流浪，受尽颠沛流离之苦。“但她不时流露出惊讶和失望，她提出‘人往高处走’的说法来讨论，不懂凌小姐——卫太太怎么能吃这样的苦。”吕香阁避苦求福，被宗璞看作是追求享乐。在去延安的中转站——一个小村子里，吕香阁以给钱为由，不让雪妍帮村里的王家做饭带孩子，作者将香阁描绘成一个推崇交换原则、处处讲实利的功利至上的市侩。香阁爱慕村里王一的英俊外表，与之外出做小买卖，被作者斥责为拆散别人家庭的道德败坏者。一次轰炸途中，遇到一个个旧锡商，做了他的外室，一年后锡商外出数月不归，战乱中音讯难觅，香阁只得只身来到昆明，开绿袖咖啡馆谋生。英国民歌《绿袖》里的绿袖指代妓女，作者借此讽刺香阁是无耻下贱的妓女。最后宗璞把她定义为一个奸商，一个笑里藏刀、眉来眼去的妖精，“她本来生得俏丽，办事快当，且有手腕，当时外国人渐多，她应付起来，像是熟人一样。客人知道，她从北平辗转来到此地，都很同情。又有几个祖姑的招牌，咖啡馆在众多的小店中，倒还兴旺。”她善于利用自己的外貌、感情资本拉顾客，借助远亲做广告，适时展示自己的苦难，做情感投资，获得顾客的感情支援和精神上的扶持，唯利是图。她不择手段，巧取豪夺，“她除了开咖啡馆，还利用各种关系，帮助转运滇缅公路上走私来的物品，那在人们眼中已经是很自然的事了。也曾几次帮着转手鸦片烟，但她遮蔽得太巧妙。”在爱情上，吕香阁狡诈，诡计多端，她的本事“在心计。她的前途是嫁一个好人家，若和中国的正经人论婚嫁，她的过去是一个大障碍。她现在有好几个美国男朋友。美国人观念不同，他们不追究过去，只着眼现在。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副领事麦保罗近来和她渐熟，也被列做外围，香阁觉得他条件、品貌都好，人又天真，是那种可以落网的。”她道德败坏，设置陷阱离间了麦保罗与女友澹台泫的亲密关系，这种爱情追求无异于狭邪小说中妓女对嫖客的引诱、暗算。总之，吕香阁在宗璞笔下是个面目可憎的恶女人。 文本中的商人吕香阁卑劣、贪婪、猥琐，这种对商贾品质的一概抹煞，表明宗璞对儒家传统集体无意识的传承。儒教伦理观念主要表现在贵贱、义利、理欲等“形而上”与“形而下”这两种思维定势，这些贵贱论、义利论、理欲论等伦理话语申明了社会行为的善恶、贵贱，就这样“将所有的经济性动机、诸业人士都置于由人格善恶、身份差序以及荣辱贵贱心理所构筑的‘格式’中”，(注：刘增合：《儒道与治生之间》，《史学集刊》1999年第3期。)形成职业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差序格局。士贵商贱、德士奸商是儒家传统伦理意识的梯级形态，宗璞基于这一传统意识做出的丑化商人的梯级伦理价值判断，充分说明宗璞身份平等观念的缺失，道德平等观念的匮乏。 一 身份平等观念的缺失 宗璞褒扬书香门第之家孟家，贬谪商人吕香阁，显示出明显的士贵商贱的职业歧视，这种身份平等观念的缺失反映了儒家传统的职业伦理观念对宗璞根深蒂固的影响。 儒家推崇等级制，从根本上否认社会是整齐平一的，肯定社会各阶层有贵贱上下的分野，层级式的价值判断使得各业行为和社会分工呈现出一种差序尊卑格局，庶民阶层的身份地位在伦理观念上的程式是士农工商的梯级排序方式。在儒教职业伦理的规约下，这四民不仅具有职业治生的含义，而且包含了伦理价值在内。士、农、工、商的定位序列致使社会各阶层等级秩序森严，人们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差序格局不可更改，森严的士农工商的职业等级制度构成社会化的层级控制。士这一知识分子阶层为四民之首，居于最上层，成为领袖阶层，社会地位最高，最受人尊敬景仰，是传承儒家文化的载体，政府的后备官僚，“四民之业，惟士为尊”。商人被放到第四等，置于末流，处于这一序列中最低等级，被看成卑贱之业，社会地位最低，最受人歧视鄙弃，被视为贱人、市井小人，社会声望最低。作为职业的儒和商贾不相容，业儒为先，商贾次等。“右儒而左贾”，是传统四民说的核心理念，士商形成优越与从属关系的对立，崇儒抑商构成一种典型的职业伦理观念，这种职业伦理的差序格局从农耕文明起俨然明晰，职业伦理中梯级性的价值观念盛行几千年。 尽管20世纪以来，商人文化渐渐占据支配地位，四民之望族儒士的至尊地位急剧下降，逐渐失去了等级社会的首席地位。但是，职业尊卑的评价取向在泛道德主义的影响下，仍然以极其强韧的力度规约着宗璞为儒的思想和行为，牵制着宗璞对四民社会地位的认知判断。由于认同儒家士农工商的地位等级观念，导致宗璞产生了价值偏执。她鄙视世俗的生存、末业的俗贱，不允许士商有同等的权利和社会地位与声望。《东藏记》里多次提到书香门第孟家的“清贵之气”，孟家是宗璞家庭的原型，这明显可以看出，宗璞在士人中心主义意识的驱使下，流露出高度的精神优越感、精神贵族的特权观念。正是这种强烈的精神等级观念，促使宗璞在文本中竭力褒扬孟家，丑化“吕香阁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