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大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缺什么”这个话题很感兴趣，谈论甚多。在2003年的杭州作家节上，它甚至成为几位作家“论剑”时的中心话题。陈忠实先生认为中国文学缺乏“思想”，张抗抗女士认为缺“钙”，铁凝女士认为缺少“耐心和虚心”，莫言先生认为缺乏“想象力”，鬼子先生则认为“什么都不缺”。真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除了鬼子先生的剑走偏锋的高论宏议有些靠不住，莫言先生的说法有些简单，其他诸位的观点都有道理。我之所以说莫言“简单”，并不是认为他不该强调“想象力”的重要性，而是说他没有正确地说明我们缺乏什么样的想象力，没有正确地说明在怎样的前提下我们才能积极地进行“想象”。在我看来，想象不是任性而随意的行为，而是服从一种更为内在的规范和纪律的制约，或者说，决定于观察的深入程度和体验的深刻程度；一方面，想象赋予观察以完整性，赋予体验以丰富性，另一方面，想象要想成为积极意义上的创造性的想象，就必须充分重视观察和体验的价值，必须使自己具备起码的事实感和真实性。 那么，我们的文学到底缺少什么呢?缺的东西很多，远不止几位“论剑”的作家所指出的那几点。在我看来，中国文学的问题是复合性的，而不是个别性的；是整体性的，而不是局部性的。大略说来，我们时代的相当一部分作家和作品，缺乏对伟大的向往，缺乏对崇高的敬畏，缺乏对神圣的虔诚；缺乏批判的勇气和质疑的精神，缺乏人道的情怀和信仰的热忱，缺乏高贵的气质和自由的梦想；缺乏令人信服的真，缺乏令人感动的善，缺乏令人欣悦的美；缺乏为谁写的明白，缺乏为何写的清醒，缺乏如何写的自觉。总之，一句话，几乎构成伟大文学的重要条件和品质，我们都缺乏。缺乏的结果，是我们有许多“著名”作家，有每年出版数千部长篇小说的数量，但却只有少得可怜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读许多当代作家的作品，我最经常的体验和最深刻的印象，是虚假和空洞，是乏味和无聊，每有被欺骗、被愚弄甚至被侮辱的强烈感觉。这些作家的作品不仅不能帮助你认识生活，了解人生，不仅不能让你体验到一种内在的欣悦和感动，而且，还制造假象，遮蔽真相，引人堕落，使人变得无知和无耻。 如果有人向我提出“中国当代小说最缺少什么”的问题，而且要求给出一个最重要的答案，那我的回答是：缺少真正意义上的人物形象，缺乏可爱、可信的人物形象。而这种缺乏是另一种缺乏导致的结果，即由作者缺少对人物的尊重导致的后果。是的，缺乏对小说中人物的尊重和同情，乃是当代中国小说的一个严重而普遍的问题。我们时代的一些小说家总是乐意任性而随意地描写人物，强迫他们说自己不想说的话，强迫他们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不仅如此，他们还有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共同爱好，那就是，把人物置于尴尬的情境中进行羞辱。 众所周知，在现代文学的整体构成中，小说乃是一种具有主宰意义的文学样式，因此，说一个国家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小说中，应该是可靠的判断。而决定一部小说价值之大小、成就之高低的重要因素，则是看它是否塑造出了丰满、生动、不朽的人物形象。乔治·桑说：“一本小说如果不写人就算不上小说。”她说得对。人物形象确实是小说艺术的核心问题，也是读者在阅读小说时最感兴趣的问题。很多时候，读者读完一部小说首先记住的是人物。人物的爱与恨、悲与欢、离与合、生与死的情感历程和命运遭遇，紧紧地吸引着读者，让他们为他高兴，为他忧伤，为他庆幸，为他叹息。他们谈论他，就像谈论自己的朋友，自己的邻居，自己的亲人。某种程度上讲，一个民族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它的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我们讨论一个民族的文学，等于在讨论一系列人物形象。如果说研究俄罗斯文学就意味着必须提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那么，研究者同样无法不提的是一些同他们的创造者一样重要的人物的名字：安娜·卡列尼娜、列文、渥伦斯基、玛丝洛娃、娜塔莎、安德列、拉斯柯尔尼科夫、梅斯金公爵、瓦尔瓦拉和卡拉玛佐夫兄弟。 我经常想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时代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显得虚假、委琐、丑恶，而俄罗斯作家笔下的人物总是那么可信、可爱甚至美好?通常，在俄罗斯作家笔下，即使那些人格残缺、灵魂丑陋、情感扭曲的人物，也不失其正常，也不乏值得你同情和怜爱的地方。这又是为什么呢?例如，在果戈理的对俄罗斯社会和民族性格中的残缺和病象进行尖锐讽刺和无情抨击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也是卑污之下的纯洁，是病象之下的健康，是耻辱之下的尊严，是无情之下的温柔。他的讽刺无疑让人发笑，但他决不把讽刺变成对人的诅咒和侮辱，相反，他最终要你体验到的是温馨和感动。正像别林斯基所说的那样，果戈理作品的一个特征就是“那总是被悲哀和忧郁之感所压倒的喜剧性的兴奋”。他说，“果戈理君把你那深刻的人类情感，崇高的火炽的热情，和可怜的劣等人的习惯感情加以比较，说道：他的习惯感情比你的热情更有力、更深刻、更持久，你站在他面前，会瞠目不知所答，像答不出功课的学生站在老师面前一样!……呵，果戈理君是一个真正的魔术家，你设想不出我是怎样生他的气，因为他差一点使我为他们哭了，他们只是吃、喝，然后就死掉!”在别林斯基看来，果戈理虽然也尖锐地揭露丑恶，但他在描写人物的时候，从来就不曾放弃“诗意”和“公正”这两个尺度。他说：“如果果戈理时常也故意地嘲弄一下他的主人公们，那也是不怀怨毒，不怀仇恨的；他懂得他们的委琐，但并不对此生气；他甚至还喜爱它，正像成年人喜爱孩子游戏，觉得这游戏天真得可笑，但并不想参与到里面一样。可是，无论如何，这依旧是幽默，因为他不宽恕委琐，不隐藏、也粉饰它的丑恶，因为一方面迷醉于描写委琐，同时也激发人们对他的厌恶。”他高度评价果戈理在人物塑造上所取得的成就，所带来的能“对世道人心发生强烈而有益的影响”的“纯洁的道德性”。他甚至动情地说：“呵，在这样的道德性前面，我是随时准备屈膝下跪的。”
